商人承包山林及历史借鉴
（一）承包山林的社会背景
吕坤身为山西巡抚，还亲临三关周围的多个地域，体察民情，了解多方面的情况。他提出的商人承包山林这一办法，是在充分调查和了解当时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以下陈述其社会背景。
森林所有权和管理权不明确，林中乱事多。边山森林的主人是谁？在当时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模糊的，人们只知道林地是明王朝疆土的一部分。再谈到边山森林由谁来管理，人们更不可知，究竟由军方来管理，还是由地方官府来管理，朝中没有做过明确的规定。这样边山森林区成为管理的盲区，于是很多乱事在林中出现。比如，林中流民潜藏现象常有发生。吕坤在奏折中指出：“犯法亡命，避役奸民，据深山为固巢，以林木为世产。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确实，一些犯法者和逃避税赋的百姓，他们进入深山，并且长久定居。那么，林木以及林下的土地当然是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这些人伐木垦田，把树木当成生活燃料和向外贩卖的商品，这样他们才能维持基本生计。林中流民究竟有多少？奏折中言：“地不属于有司，人不入于编户，山中聚结俱系各处流民，大约不止万家。”如此多的流民要生存，对边山森林的破坏，其程度是很深的。各类流民聚居于边关山林，这也是边关动乱的因素之一。如果森林所有权明确，管理责任更确切，流民潜藏现象会变少。
私伐缉禁困难，军方伐木导致伐木纠纷。官府采用了一些禁伐林木的办法，但效果不是很佳，正像奏折中所说“至于砍伐山林，最难缉禁”。因为个体以及小群体的私自伐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官方缉禁非常困难。由于森林所有权不明确，因而使得管理责任不明确，导致军方与地方官府之间的伐木纠纷时有发生。[30]以上事实说明，无论私自伐木，还是军方伐木，都是很难制止的，吕坤的改革方案是在森林破坏很难制止的情况下推出的。
僧人在山中有独立的天地。森林管理遇到的又一棘手问题是，寺院的僧人不受官府管辖，他们有时胡作非为。吕坤在奏折中指出：“其五台山寺，诸僧不下数千，伐木奚啻百万，淫占妇女，窝聚矿徒，且自称寺系古刹不属州县，保甲难以命编。”由文献得知，僧人的一些自主行为，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对边山森林造成了破坏。既然寺院不属于官府管辖，僧人的一些所作所为，官员有时无权干涉。因此，吕坤把以上事实作为奏折内容，其目的是提醒皇上关注这一事宜，并建议应该修改或补充相关的法令，把僧人及寺院的管理纳入正常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对于寺院周围的森林，其所有权也应该非常明确，并按一定的方式承包。这样，才有利于对森林进行保护及合理地开发利用。
（二）承包山林的具体方式
实施承包山林的地域范围及相关责任人。吕坤建议，距边关百里之内，严禁伐木。距边关百里之外的山林，要分片承包给商人。商人作为山林的所有者，对山林有开发的权利和保护的责任。他在奏折中言：“臣欲于沿边一带山峦，除百里之外，照前禁约，其百里之内，树木大小，不下千百万，论法则严禁为得，论势则概禁不能。与其纵恣奸盗，岁以为贫，不若课与商民，官收其利。”吕坤所言，严格限定了禁伐区域是百里之内，如此严格限定的目的，首先充分考虑了禁山的重要性，或者说，考虑了森林的军事防御功能。限定百里之内为禁山，这同在百里以外的山林实施林权改革是相配合的。这种配合可以通过反面假设分析，方可知其合理性。如果所有的边山，都规定为禁山，一定会出现诸如盗伐等很多社会问题。如果边山森林都被承包了，在边关防御问题上可能会出现漏洞。他提出的方案是一部分禁，一部分开。这样，既可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又可以充分发挥森林的防御功能。他建议商人承包山林，这样做是选择了合适的责任人，因为商人往往具备了很多优势。比如，他们拥有一定的资金，有承包山林的经济实力，他们有能力把木材运到社会需要的地方，等等。
实施办法及验收成果。商人承包山林以后，如何管理山林？怎样对其合理开发利用？吕坤建议：“工部每有勘合采木，此山且禁且开，法令似难一切。合候命下该部容臣估计树木若干，计其满抱以上，即于树身号以价值，课与商民，任其留卖。有司催征价银，解入户部管粮衙门，抵充军饷。满抱以下，计其数目责令看守，每十年一估计。”他的建议，考虑了多方面的情况，除工部有大规模的采木行动，且任何法令都对他们没有约束力外，其余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林中的树木要做定量的评估。满抱以上的树木，在树身上标有价格，承包的商人对其有留和卖的自主权。官府向商人征收税银，以此来补充军饷。满抱以下的树木，其数量要严格统计，商人有义务看守，保证其不受破坏。每隔十年，评估一次，再次确定哪些树木属于禁伐或可伐。这样既保证了整体山林不受破坏，又使商人得到利益，军饷也得到补充，而且还能通过合法渠道把木材运到各地市场。
相配套的森林管理办法。被承包的山林如果受到侵害，商人有权惩罚其不法者。吕坤建议：“擅伐盗伐者，责成原课商民，拿获盗伐之人，坐贼问罪。”商人作为森林的所有者，对擅自伐木者和盗伐者应给予惩罚，这是官府给予的权利。还有，盗伐木材者往往不愿意同个人发生冲突，因为盗国家、盗集体少人管理，这是盗贼之道。如果盗贼少了，社会秩序自然会变好。对于距边关百里之内的禁山区，吕坤也提出了具体管理措施。他在奏折中言：“至于所留禁山厚百里者，竖石为界，严责守备等官，一面年年栽种，一面严禁砍伐。但有寸棘尺树盗砍伐擅烧灼者，俱照例问遣。”他提议，关于禁山区，也要分片管理，官府要派守备官。其职责是，一方面保护原有树木，另一方面年年要植木，还要对各种破坏森林的行为给予制止和惩罚。
如按以上的建议去实施，商人拥有森林的所有权，可以对森林进行长期的管理和利用。当然保护好山林，这是官府对商人的基本要求。由于森林的所有权明确了，森林管理的责任也明确了。由于管理的效果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收入，这样也就调动了商人管理森林的积极性。这种管理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好的，边山森林保住了，边关安全了，国家安全了。可见，其社会效益是很大的。这种管理方法使商人的商业利益得到了保障，况且由于商业利益的弹性很大，这样可以有效地调动商人的积极性。于是，国库的课税也增加了，官军的补给有了新的来源。这一点奏折中有总结：“庶商民之利可行，官军之供有赖。”这种山林管理办法在明代能够提出，足可以说明吕坤有超时代的智慧和眼光。
民与僧边关山区垦田的管理办法。前文中交代，曾经有众多流民进入边关山区垦田，而不受官府管辖；还有，寺院僧人也是处于独立的小天地内。针对这些情况，吕坤提议，出台新的法令以便扭转其事态，并具体建议：“至于开垦地土，属民者，照亩纳粮，以供军马。属僧者，减半起科，以资焚修。”他的建议具有合理性，百姓垦田要纳粮，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僧人也是王土的居民，国家的安危也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出资修筑边关工事，也是应该的。笔者认为，对流民和僧人加强管理，既有利于军饷的补充，更有利于边关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目前林权改革的历史借鉴
从2003年开始，国内林权改革的试点逐渐增多。[31]目前，大规模的林权改革在全国已经展开。[32]中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差异很大，因此，林权改革需因地制宜。明代山西巡抚吕坤设想的承包山林方案，其内容翔实，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成为当时边山森林管理的合理性建议。这些措施可为目前很多地方的林权改革提供借鉴，其借鉴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森林所有者的职责要具体化。森林所有者的职责明确了，能够充分调动他们合理开发利用森林的积极性，从多方面看，其积极意义是很大的。[33]吕坤主张商人长期代管山林，在当时他做了全面的考虑，这样做可以充分利用商人的一些优势。比如，他们有经济实力，有调运、贩卖木材的经验等。而当今的社会条件比万历年间复杂得多，因此，山林的承包者可以考虑多个领域的人，但应优先让当地农民承包，因为森林同耕地一样，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一些地区的农民世世代代要依靠它。总的来说，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承包者可以灵活地选择。但哪一片森林为谁所有、承包期多长、承包者需要尽哪些职责，一定要具体明确。
确定严格的伐木界限指标。目前，林权改革要达到的两个基本目标是，保护好森林和满足社会对木材的需求。因此，伐木是必然的，但哪些树木可以伐？哪些禁伐？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吕坤的建议是：“估计树木若干，计其满抱以上，即于树身号以价值。满抱以下，计其树木责令看守，每十年一估计”。他提到的“满抱”是指树干的围长大致为普通成年人的身高。根据人的体形特征，普通的成年人或小孩，如果张开两臂，其两手末端之间的长度大致接近于本人的身高。“满抱”以上可伐，“满抱”以下不可伐，每一类都要详细统计其数目。这里得到的启示是：对已承包森林的伐木情况，一定要确定严格的伐木界限指标，包括哪些树木是可伐的，以及可伐树木的数量。不过，要做好这一事宜，一定要尊重一个原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承包的森林处在什么气候区？林地的地貌类型如何？森林内的建群种是什么？林地内的植被覆盖度多高？林地内的土壤发育，以及地下水情况如何？等等。这些都是确定伐木界限指标所考虑的内容。
森林所有者开发森林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对森林所有权的改革，官府应当从宏观的方面制定一些管理法规，但如果限制规则太多，就会影响承包者开发森林的积极性。[34]从吕坤建议中的“计其满抱以上……任其留卖”，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山林的管理开发利用，承包者应有一定的自主权，以便发挥他们开发创新的积极性。比如，规定了在一定时期内的伐木数量的上限后，具体伐木数量，可由承包者自作主张。承包者在林区应有发展林副产业的自主权。例如，在华北落叶阔叶林内可饲养梅花鹿；在一些高海拔的林区可以人工培植蘑菇等菌类植物；根据不同林区的自然特征，在林下可以种植不同种类的药材，等等。
被承包的森林受法律的保护。前文中谈到，吕坤建议承包山林的商人，官府应给予惩罚森林破坏者的权利。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目前虽然森林被个人承包，但自始至终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因此，相关部门应制定较为详细的保护被承包森林的法规。
总的来说，吕坤提出的商人承包山林这一建议，其内容具体翔实，充分考虑了当时社会的多个方面。笔者细致分析认为，这一建议无论从设想的创新性，还是从内容的具体性，都可为目前国家的林权改革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晋北的雁门、宁武、偏头三关一带，自古是北方游牧骑兵入侵中原的主要途经之地，战国以来的多个王朝在此修筑以土石墙为主的军事防御设施。在明代中后期属边关要地，于是，更加强了这一带的防御体系建设，但防御设施仍以修筑土石墙为主。三关一带在明初森林相对较多，这一带的森林是天然的防护屏障，可以作为土石边墙的天然辅助设施，能够防御北方游牧骑兵的入侵。随着各地经济发展的加快和人口的增加，社会对木材和土地的需求量增大，因而各类伐木者不间断地砍伐边山林木，导致这里的森林不断地减少。与此同时，森林的军事防御功能渐渐减弱。
为了边关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一些爱国官员竭力保护边山森林。比如，他们多次上奏皇上，请求下旨，要求立法护木。大同总兵自以为在朝中有特殊的地位，拥兵自重，因此多次肆意伐木；而山西巡抚不畏强权，坚持正义，这样引发了山西巡抚与大同总兵之间长期的不间断的伐木纠纷。这种纠纷的延续，显现出多种社会问题，同时给执政者警示，如何协调“保”与“用”二者的关系，新的森林管理制度需要尽快建立。
吕坤是万历年间的一位爱国官员，作为山西巡抚，他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在实地调查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三关防御的新方案。他提出建设“森林边墙”的设想，并上奏皇上。他上奏的《摘陈边计民艰疏》，其中的第七部分内容对“禁山护林植木”提出自己的观点。吕坤论述了禁伐边山森林的“利”，讨论了破坏森林的“弊”。具体内容是，王土的北部边关多年来一直修筑土石墙，它的防御效果不是很佳。保护三关一带现有的森林，并且在边山地区大量植木，形成的“森林边墙”其防御功能远大于土石之墙，并且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笔者认为，吕坤提出的建设“森林边墙”的建议，是具有创新性的设想，具有科学性。
吕坤从当时的自然和社会这两个方面论证了植木的可行性。他针对三关一带当时的自然条件，以及历史时期生长的树木种类，建议边山一带应以栽植榆、柳等乔木为主，可以大规模地推广植木。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其合理性。
吕坤对“禁山护林植木”做了具体的建议。他提出乔木和灌木结合种植，其防御效果更好。同时要采取多种措施。比如，在边山一带应该修筑一些防御工事同植木相配套，共同起到御敌的作用。同时，要制定森林保护的惩处措施，特别要严惩犯法的官吏，是惩治盗伐者的一项重要措施。边山森林管理，军政要相互配合，不同林区的管理责任要分工明确。笔者分析认为，吕坤的建议是一个生态防御体系的构建方案，他建议的造林措施和实施方案，在当时具有其先进性和可操作性。他拟定的护林管理措施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对现代森林管理有参考价值。
商人承包山林是吕坤建议中的核心内容，其中的每一部分具体翔实，而且具有可行性。在边山一带，让商人承包山林，具有多方面的益处。如果按吕坤提出的建议去做，不仅利于森林管理，也利于森林的开发，还可以使森林的防御功能不断加大，同时能够显现多种社会功能，也能为朝中缴纳更多的课税。商人承包山林的具体内容，可以为目前国家的林权改革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吕坤设想的这项边关生态防御工程，如果能得到很好的实施，不仅能起到防御侵略者的作用，而且还有改善生态环境、产生经济效益等多方面的效果。
【注释】
[1]王轩：《山西通志》卷44《文物志·关梁考》，清光绪十八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明经世文编》卷416，第4512页。
[3]本章中所引用的文献，如没有标注出处，都源于《明经世文编》卷416，《吕新吾先生文集二》，《摘陈边计民艰疏》的第七部分“议禁山以别利害”。
[4]马文升：《禁伐边山林以资保障事》，《马端肃公奏疏》，《明经世文编》卷63，第528页。
[5]《成祖永乐实录》卷88，永乐十一年夏四月癸亥修，第2页。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三编手稿本影印，第17册《山西》，第60页。
[7]赵时春：《乞禁五台一带伐木疏》，《浚谷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7册，影印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卷4，第15页。
[8]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59。
[9]《武宗正德实录》卷121，正德十年二月壬辰修，第2页。
[10]《武宗正德实录》卷123，正德十年四月戊申修，第6页。
[11]《成祖永乐实录》卷88，永乐十一年夏四月癸亥修，第2页。
[12]邱仲麟：《明代长城沿线的植木造林》，《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3]赵时春：《乞禁五台一带伐木疏》，《浚谷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7册，影印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卷4，第14页。
[14]《朔州志》，卷6《名宦·宦绩附》，清雍正十三年石印本，第416页。
[15]赵时春：《乞禁五台一带伐木疏》，《浚谷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7册，卷4，第14页。
[16]《英宗正统实录》卷152，正统十二年四月己未修，第11页。
[17]马文升：《禁伐边山林以资保障事》，《马端肃公奏疏》，《明经世文编》卷63，第528页。
[18]《世宗嘉靖实录》卷290，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庚子修，第2页。
[19]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20]《英宗正统实录》卷189，景泰附录七，景泰元年二月己卯修，第3页。
[21]《宪宗成化实录》卷39，成化三年二月乙巳修，第7页。
[22]邱仲麟：《明代长城沿线的植木造林》，《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3]翁万达：《及时修武攘夷安夏以光圣治疏》卷5，《翁万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2年，第124页。
[24]《世宗嘉靖实录》卷469，嘉靖三十八年二月癸亥修，第6页。
[25]《世宗嘉靖实录》卷469，嘉靖三十八年二月癸亥修，第6页。
[26]张四维：《复高凤渚》，《修麓堂集》卷18，《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钞本，第19页。
[27]《山西省自然地图集》，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内部资料），1984年，第147页。
[28]姚启明：《山西省地理》，《中国地理丛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0—42页。
[29]史辉：《历代“治贪术”》，《廉政瞭望》，2007年第1期。
[30]明代的中后期，大同总兵与山西巡抚之间曾发生多次伐木纠纷。据《明实录》记载，典型的纠纷主要有以下几次：成化三年（1467），山西巡按御史状告大同总兵伐木营利，伐木被制止。嘉靖二十三年（1544），宣大总督翟鹏准许大同镇于北楼口山内采木，后经山西巡抚与兵部会议停止。嘉靖二十四年（1545），大同总兵周尚文欲于僻山或山的南部伐木，雁门兵备道刘玺向宣大总督翁万达建议，要求在专人的监督下于僻山处伐木，翁万达上奏后皇上准可。嘉靖三十八年（1549），大同总兵为修建营房而伐木，巡抚都御史葛缙状告朝廷，此次伐木纠纷，朝中偏向了大同总兵，默许他们继续伐木。
[31]于德仲：《赋权与规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32][2008]10号：《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33]徐怀卫，韩立达：《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及选择》，《农村经济》，2009年，第3期。
[34]贺东航：《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问题研究》，《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