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耕奖励，植木有赏
吕坤对农耕者很熟悉，了解他们的行为、心理。他在执政期间，制定了一些奖励农耕的具体措施。
灌溉、掘井技术的推广。在吕坤执政的区域，有众多干旱、半干旱地区，他建议推广水车灌田，奖赏掘井者。他在《实政录》里谈道：“地方水利可资以灌田者，土民尽资之矣。惟是河深地高，运以水车。其车有法，仅如大车之费，关中多有之。斜斗旋转，大率如取水于井者样。滨河有司，当求其式。”[7]吕坤要求，地方官员如管辖区内有较大的河流，要筹集资金组装水车，充分利用河水资源灌溉农田。“至于掘井一式，在山西尤要……昔有一令，劝民掘井，每井给谷五斗。时直（值）旱年，邑人赖之。”[8]吕坤让地方官员借鉴古代官员的做法，制定一些奖赏措施，多掘井，提前采取措施，以便在干旱季节、干旱年份急用，缓解旱情。
积粪肥以备耕。吕坤建议奖赏辛苦积肥的人，“每年二月倒粪之时，乡约正差人递本月粪手本，某人积肥约有几十车，某人积肥约有几车，某人无积，分为三等。有司暗点几人，于二月初旬，差委廉干，查验数处，积多者有赏”[9]。这一奖赏措施能够调动耕作者的积极性，积肥可以到官府领赏，粪肥多可使农作物增产，这是秋后土地给予的“奖赏”。
关于使用粪肥能够提高单产的事实，吕坤给予了解释：“朽腐能化神奇，故粪坏能发万物。”[10]明代的吕坤不可能用现代自然科学解释粪肥对农作物生长的作用，他用“朽腐化神奇”来类比“粪坏发万物”，具有朴素的哲学道理。他谈道：“粪多力勤，八口饶养。”“膏田一亩胜薄田十亩，精田一亩胜荒田十倍。”[11]“地少粪多三分利，苗稀草净百分成。”[12]粪肥对作物增产见效明显，集中粪肥于肥田，并让禾苗之间拉开一定距离，及时去掉杂草，可提高单产，其收效远胜于广种薄收。
鼓励植树的政策和具体建议。吕坤提议：“自万历十五年以后，栽种树木，永远百姓为业，任意砍伐，不许有司拦挡。其原系无粮地土栽成树木者，永不起课。”[13]对于这些鼓励植树的政策，可充分调动人们植树的积极性。栽植的树木归自己所有，树木作为财产可传给子孙，自己利用木材不允许官府阻拦。这一系列政策可激发劳动者的干劲，让植树者去除后顾之忧，使植树成为祖祖辈辈的传统。
多栽植经济价值高的树种。他建议：“柿、梨、桑、枣之利更多，尤宜多栽，如中榆钱，秧桑葚，更觉简便。”[14]吕坤编写了《劝栽树》：“栽树没人肯耐烦，那知树下也宜田。核桃梨柿般般好，榆柳桑槐样样堪。典卖也能应急会，叶皮常是救凶年。路边地界家墙外，多种些儿有甚难。”[15]
通过诗歌内容可知，吕坤常去田间地头，对树木的种类以及一些树种的果实熟悉，对如何利用果树备荒了如指掌。
吕坤曰：“民不树桑，何以养蚕？”各地要多栽植桑树。“州县卫所、衙门先出告示，责令所属军民，五月半催畦桑葚，六月半催压蚕条。仍先期示以亲查，不奉令者重责。又正当栽种时，掌印官掣签，亲自带二三人下乡，查验是否全活，量行赏劝。抽查责治一二次，则众自知警而争相栽种矣。”[16]
栽种桑树在农耕社会是一项重要的农事。百姓种桑养蚕需要频繁地催促、检查，卫所、衙门要早出告示，官员要下去催促。事先了解何时“畦桑葚”？何时“压蚕条”？农时到，主要官员要亲自到田间地头检查农田作业，必须惩处部分劳作不力者，以警示大众。
人若负天地，天地必惩人。吕坤言：“齐鲁梁宋惰农之民，待命于天而负天之时，贵成于地而余地之力，丰年忍饥，凶年饿死未必皆岁之罪也。往见张大参临碧谈起沁水农政，令人鼓舞。大端多粪少苗，熟耕多锄，壅本有法，去冗无差而已。”[17]经常深入田间地头的吕坤劝农耕者要抢夺农时，同时要付出辛劳。他列举的反面事例是：一些懒惰的耕农心里期盼风调雨顺而行动怠慢，其结果是在气候正常年景还挨饿。他还列举了农政成功的典型：山西沁水的地方官指导耕作有方，他们的具体“耕种锄收”经验需要向多地推广。他同时提出了惩罚懒惰、奖赏勤劳的办法，“即将惰农者所罚，充勤农者之赏，其责治也”[18]。吕坤这些奖惩措施其可行性较强，可激发当时的农桑业发展，对现代农耕生产也有借鉴意义。
农桑业是各行业之首，这是官员吕坤最重视的行业。他常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生产情况。他总结推广一些农耕经验：不同种类的农作物，适宜生长在不同类型的土地上，各地需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好各种类型的土地。
地方官员要引导民众优先农耕，抢夺农时。在不能耕种的土地上栽植树木，优先栽植一些经济价值高的树种。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可能推广灌溉、掘井技术。家家户户多积粪肥以备农耕，这是提高谷物产量的重要措施。
吕坤还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勤耕、惩罚懒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