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不实用物品的生产

万历中期以来，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一部分人生活难以维持，而另外一部分人，生活更加奢侈。生活奢侈的人往往是政策的制定者、执政者，或者是资源的占有者。这些人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和利用资源时，往往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比如，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给上级官员送上更多的精美礼品，过多地生产一些不实用的物品。吕坤上疏《停止砂锅潞绸疏》，其目的就是请求皇上下旨，停止砂锅、绸等不实用的物品的生产。吕坤言：“伏乞敕下该部从长议处，砂器在在可烧，应否取办于二千里，隔山逾岭之外，即万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又何必锁钉红箱净绵塞垫，困扰生民。黄绸虽非岁织，但山西困惫已极。”^[20]从吕坤所言可知，朝中的一些官员为了得到砂器、绸等精美的物品，不惜耗费巨额资金，不顾百姓的贫困，在遥遥几千里外生产，然后长距离运回京城。这些劳民伤财之事，吕坤建议尽快停止。

谈到生产之多，耗资巨大，吕坤举例：“山西砂器者，卷查嘉靖三十九年（1560），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个。四十年，坐派一万五千个。万历十八年（1590），坐派一万五千个。夫砂器一万五千个，并备余其一万九千五百个，价值才一百一十余两耳。始也荆筐担运，用夫二百余名，其费银五百三两一钱。嘉靖四十年（1561），部文用红柜装封，铜锁钥，黄绳扛，费银二百余两，用夫一千三百名，费银一千八百余两，打点使用费银二百五十余两，其用银二千三百六十七两九钱。至万历十八年，部文用净棉塞垫，潞安不出棉花，旋于河南差买，费银尽二百余两，打点使用三百五十余两，其用银二千八百三十三两六钱。”^[21]由以上文献得知，砂器的造价并不太高，而大部分银两耗费在包装、运输上。他继续言：“夫至贱者砂器也，而运载诸费，至费银二十八倍。”进一步分析该事实得知，官员必须完成上缴物品的任务，这一点义不容辞。运输距离远，必须花费不少运费。至于花样、昂贵的包装，是官员们为了讨好上级而所做的一些表面工作，而百姓的苦役是出于无奈的。

有关类似物品的生产，吕坤又举例：“至于饶州磁器，回域回青，总是有余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捶髓之民，望陛下一切停罢。”这些事情的发生，从客观上浪费了银两，占用更多的劳力，影响农业生产。从社会各行各业之间的比例这个角度来分析，虽然生产的这些产品实用性较差，但促使手工业的规模有所扩大，但产品多数到达宫中，不能流入正常的交易市场，对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较小。大量的劳动力转移使从事农桑业的人数减少，农业自然经济受到影响。这还助长了官吏的奢侈之风，加重百姓的负担。因此，吕坤建议减少不实用物品的生产，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