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纪法，重于臣身

儒家思想对明代人影响是很深的。儒家思想认为，道义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改变人们的行为，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可以增强国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点确实不能否认，在中华历史长河里，由于儒家思想的教化，产生诸如尊老爱幼、尊师爱生等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在军队建设中，道义的力量就显得非常微弱，而法家思想在此有了用武之地。吕坤在奏折中强烈地申明，要依法治军，而且执法一定要严明，这是法家思想在治军中的应用。

实践已经证明，合理的法令要延续执行。过去制定的法令是否行得通？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实。经过历史检验证明合理的法令，一定要延续执行。吕坤言：“应行之法，毫不敢废。”确实能够行得通的法令，决不能丢弃。中国封建制度建立一千多年，明王朝已经历了一百多年，在军队制度建设方面已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财富，应该继承下来，为当朝所用。

为了维护法令的正义和尊严，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王朝要发展，军队要建设，要付出大的代价。同样，要维护法律的正义和尊严，也要付出代价，甚至有些人要做出牺牲。吕坤把“依法治军”这一方面的内容，作为奏折内容的一部分，目的是请求皇上下旨严整军队。从他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坚持正义的主张，已经把个人的官运及生死置之度外。他言语直率，毫不婉转：“朝廷纪法，重于臣身，即使环向开弓，臣端坐以受。”从他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朝廷的大法高高在上。他愿意坚持正义，维护法律，即使四周弓箭对着他，他端坐中间，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依法治军。为此，他大声呐喊：“夫置一身于千万虎狼之丛，此心何尝不凛凛？”如把我置身于万只虎狼群中，我的心中一定有害怕的感觉，但为了朝廷的大法不受践踏，此时我已把害怕放在一边了。吕坤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值得后人称颂。

军官、军士犯法，要惩处严明。要使军队内执法严明，最重要的举措是严厉惩处犯法的军官。军官、军士都有触犯法律的时候，但一般情况下，军官犯法所造成的危害较大。吕坤在其奏折中，首先提出惩治军官的一些措施：“如一队鼓噪，不问何人主谋，先诛管贴；一旅鼓噪，不问何人首恶，兼诛把总；一司鼓噪，不问多寡，兼诛千总，此外止诛首恶一二人，余赦不问。”以上惩处措施，似乎对军官惩治太重，其实，治军就是这样。如果一位管帖没有控制一队的能力，其实，他是没有能力胜任其职务的。同样道理，把总与千总，也应该有驾驭一旅和一司的能力。作为首领，除了有能力带领自己的队伍奔赴杀场以外，还应该有能力把队伍里可能发生的意外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队伍里一旦出现大的恶劣事件，重惩首领，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军费被军官贪污了，一定要严惩不贷。吕坤言：“有如要索无厌，理不可从。仓库无余，势不能给，何以应之？臣以为养军之费，本自不丰，果有克削扣减，激变军心者，审勘得实，必诛无赦。”贪污军费，是从军士口中索取钱财，天理不容。在国家不富，军费不丰的情况下，军官应该同国家共患难，同军队共生死。而贪污军费的行为与此相反，使军心变乱，军风变坏，这种行为如不严惩，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后果。为此，他继续论述：“与其被杀于军，士以成叛逆之凶，孰若正法于朝廷，以泄军士之困，军士愤有所泄，鼓噪无以为名，贪官法有所惩，剥削自不敢肆。”吕坤认为，腐败的军队打胜仗的机会较少，与其将来军队被敌方打败，军官、军士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倒不如朝廷现在正法贪官，这样可以解除军士之困，军官再不敢贪赃枉法，军中人心稳定，士气得到鼓舞，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可以逐步建立起来。

关于如何揭露军官，他提出具体的方法：“军千总、把总、管帖队，克扣凌虐者，许本队被害军士，连（联）名陈告抚镇及所在道府，即与从重发落。”要揭露军官，靠几个军士的微薄力量，达不到目的，只有很多军士联合起来，其受害者联名上告，这样才能引起上级对此的高度重视，其被告者的罪行才能被揭露出来，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军士犯法，又如何惩治？吕坤建议：“军士有惑众乱群，不遵守法令者，许本队把总等官，指实具呈，道府审明，抚镇官即发旗牌，枭首示众。”

军士是军队的主体，军士是否遵纪守法，是判断一支军队纪律是否严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对军士要惩治严明，但惩治要有规范的程序，防止一些军官意气用事。具体来说，先让基层的官员，如实上报犯法者的事实，然后，上级部门对此要调查、审核，事实确凿以后，再执行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