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执法与道德教化相结合

吕坤强力执法，感化了土豪。“万历甲戌，廷对授襄垣令，襄垣剧尚严明。明年调大同，大同贫，尚抚字，培植柔良，裁抑豪横，两地甚德之。先是襄垣土豪被公大创，几毙，去之日送数百里曰：蒙创悔今，而后不复犯法矣。”^[20]吕坤升进士，在朝廷上真诚地应对了皇上的咨询，后授予襄垣知县。执政襄垣期间，注重建设公正严明的社会秩序。在大同执政，注重对百姓安抚体恤，培植善待百姓的官员，惩治地方恶霸。两地的百姓忠心拥戴这位父母官。离任襄垣之时，被他重创的土豪送行之言很诚恳：得到您的惩罚是幸运的，因此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以后再不会触犯王法了。

吕坤执法讲究策略。他认为：“宽人之恶者，化人之恶者也。激人之过者，甚人之过者也。”^[21]吕坤总结的这些吏治方法源于他从政的实践，如果对做错事的人给予宽大处理，可以从道义上感化他，使他有了悔改的契机。教唆他人作恶，助力他人错上加错，这种行为的罪恶甚过他人的过错。

吕坤强调道德教化与自我约束的重要性。他谈道：“五刑不如一耻，百战不如一礼，万劝不如一悔。”^[22]对于犯错误者，最好应该是通过有礼节的教育让他感到“做错事是一种耻辱”，这远甚于对他施刑。以礼相待并感化一些犯错误者，这种教化效果远甚于对他惩罚。让他“自我感觉后悔”甚于“多次劝告”。强调道德感化并不是要放弃刑法，刑法可作为道德感化的一种补充。对于一些少数顽固不化者，仍然要施加刑法。他强调：“礼行则刑措，刑行则礼衰。”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道德教化可避免施用刑法。如果过多地施用刑法，礼节就被社会渐渐地放弃了。

吕坤教育人们“知足”“安分”。吕坤言：“造物有涯而人情无涯，以有涯足无涯，势必争。故人人知足，则天下有余。造物有定而人心无定，以无定撼有定，势必败。故人人安分，则天下无事。”^[23]他告诫世人要“知足”和“安分”。社会的物质财富、生存空间是有限的，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故人们之间的相争是必然的。大家都学会“知足”，天下人可共度太平之日。社会本是有规矩、有秩序的，人们之间的思想差异较大，而且是多变的。一些不轨之人试图改变有序的社会，注定不能成功。如天下大众都安分守己，社会可正常有序。

吕坤强力执法展示了正义的力量，给予邪恶重重的打击。他执法讲究策略，融入了暖暖的道德教化，使犯法者心服情动，甚至达到了感化的效应。他建议全社会的人们做到“自我约束”，建立“知足”意识。如果人人安分，个个守纪，方可达到本来应有的社会秩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