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私自伐木

从明初开始，三关一带被朝廷和官军视为天然的防护屏障。因此，明初就有禁伐边山森林的相关禁令。《英宗正统实录》记载：“弛山西军民樵采禁，初以山西接边境，恐樵采通道路，以滋边患，故禁之。至是，按察司言，不便军民，故弛之。”^[16]该文献至少可以传递两种信息。其一，在正统十二年（1447）以前有禁伐边山森林的政令。其二，在正统十二年取消了禁伐边山森林的政令。之所以发布禁令，是因为很多私自伐木者对边山森林破坏严重，给边防安全带来隐患。以后取消禁令，是为了方便边防官军和当地百姓。比如，他们可以在林中采伐一些木材，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这已经不再是违法的了。但事实上，由于禁令的取消，使私自伐木者变得更猖狂了。此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越到明中后期，由于市场上木材的需求量增大，盗伐越来越严重。

比如，在明万历年间，北京的达官贵人及当地居民群起伐木，形成“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的滥伐局面。由该文献中的描述可以得知，私自伐木者有很多类型的人，而且伐木者还相互勾结成群体，这样提高了伐木效率，并且他们有力量同禁伐者对抗和冲突。他们盗伐木材是掠夺性的，往往对森林造成很大的破坏。比如，他们首先连片砍伐树木，然后再挑选有用的木材，甚至烧毁未成材的树木。由此可知，私自伐木，对森林具有毁灭性的破坏。

明中叶以后，由于边关多战事，遂使森林砍伐问题日益受到瞩目。因此，在15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有官员奏请封禁边关的山林。弘治六年（1493）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言：“永乐、宣德、正统年间，边山树林无敢轻易砍伐，而胡虏亦不敢轻犯。自成化年来，在京风俗奢侈，官民之家，争起第宅，木材价贵，所以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贩运来京者，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且大木一株，必数十年方可长成，今以数十年生成之木，供官私伐之用，既今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数十年，山林必为之一空矣。”^[17]

马文升的奏言，首先强调边山森林防御功能很强，回顾历史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讲出伐木容易长木难的道理，还描述了当时京师“争起第宅”的奢侈之风。他请求皇上下旨，应该制止私采和私贩木材现象。否则，边山森林减少得更快，边关安全面临更大的危机。总体来看，他的奏言是围绕私自伐木这一现象而谈的。

由于伐木者众多，而且伐木是不间断的，因此，晋北边关森林在不断地减少，生态环境向恶性方向发展。当然风沙增多，土地荒漠化加快，在当时人们的心中不会考虑得太多。但是，边关森林减少，天然防护体系受到破坏，游牧骑兵容易入关，这一规律已被一些史实证明了。因此，当时的爱国官员和将帅为制止伐木做了很多事情，他们的正义行为，今人也应该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