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的个人修养及人生态度是方案构建的前提条件
（一）吕坤提出的处事方式是个人修养的一种表现
吕坤是一位官员，又是一位学者，他在处事方面可作为当时人的楷模，以下叙述他的关于具体处事方式的建议。
吕坤警示大众“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他在命名《呻吟语》这部著作时，自己谈道，“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29]。他谈道，人在生病时会发出疾痛的声音，他的著作展示的内容为各种“疾痛声”。他警告人们，通过了解不同的“疾痛声”，思考自己是否有疾病，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行为和处事方式是否得当，以此判断自己的修养程度。他提醒人们，既不要违背伦理道德，更不能触犯法律。
吕坤在实践中得知“教化人”要有巧妙的方式和方法。他说：“理直而出之以婉，善言也，善道也。”[30]他认为善于教化者往往在语言表达上是很讲究的，以谦虚的态度，用委婉的语言，既可以使对方心情高兴，又接受了其中的内容。他认为“善处事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失？”[31]善于处事的人能够打动人们的真情实感，能够赢得人们的真心拥护。如果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很多事情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失去人们的信任，很多应该成功的事情最后也会失败。
吕坤建议教育批评他人，在一定分寸范围内展开。吕坤建议：“攻人者有五分过恶，只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余惧，而亦倾心引服，足以塞其辩口。”有五分过错的人，只提到三四分，那么受批评者留有一定的恐惧，时时担心对方把其余的过错说出来，为悔过自新设立了基础。同时，让受批评者心服口服。
吕坤在处事方面做到了“五不争”。他劝告：“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不与盛气人争是非。”[32]吕坤主张在做事方面默默无闻，讲求实效，不争名，不争利，同时不要和争强好胜的人发生冲突，这样才能同人们处好关系。同人们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利于工作的展开。
吕坤认为，最不可取的是有嫉妒之心。他斥责：“己无才而不让能，甚则害之；己为恶而恶人之为善，则诬之；己贫贱恶人之富贵，甚则倾之。此三妒者，人之大戳也。”[33]吕坤告诫人们，做人、做事都要有好的心态，自己应不懈努力，每一种嫉妒心态都不能有。
吕坤曰：“圣人处事，如日月之四照，随物为影；如水之四流，随地成形。”[34]吕坤认为，处事要灵活，要以圣人的处事方式为楷模，一个人的处事方式是修养的一种重要表现。
（二）“以理同现实的丑恶和权势相抗争”是吕坤追求理想人格的表现
吕坤言：“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而理者也，又势之所恃以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35]吕坤认为，“理”在“势”之上，皇上在“理”面前不得以势压之。天下之“理”是百姓所依赖的，也是皇权所依赖的，是江山社稷所依赖的。只有“理”才能对抗“权势”，对抗“险恶”。吕坤又言：“势之尊，惟理能屈之，是故君子贵理直。”[36]吕坤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在执政期间，“以理抗势”的事实众多。
当上级施压时，吕坤以理相抗。时任大同令时，曾理过一次命案，犯法者当死。可是，当事者的家人找到了一位高官向吕坤求情，坤曰：“狱已成，不可反。”吕坤秉公执法，得到了百姓称赞。时人评述，“天下第一不受嘱托者，无如大同令矣”[37]。能够得到这样的评论，在明代末年的社会背景下是很不容易的。
（三）“心态强、志气勇、国事先”是吕坤人生态度的主要特点
吕坤言：“以患难时，心居安乐；以贫贱时，心居富贵；以屈局时，心居广大，则无往而不泰然。”当遇到困境时，首先心态坚强，然后再生处置之法。他强调“以渊谷视康庄，以疾病视强健，以不测视无事，则无往而不安稳”。[38]人在患难之时，沮丧之心可阻止前进步伐，这个时候要笑对困难且勇往直前。面对贫贱，可以找到退怯的借口，但是心居富贵，昂扬向上，这是难得的心境。人在委屈之时，以宽广的心态从容应对，这是内心强大的表现。
吕坤鼓励人们要有志气，他说“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39]他建议人们要有理想，且有勇往直前的志气。无理想奋斗之心的人要有惭愧感。物质贫穷不足为羞愧，无改变贫穷之意者当羞愧。
吕坤认为要多做对国家有利的事。他谈道：“瞒人之事弗为，害人之心弗存，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避。”[40]他告诫人们，不做有损于道德以及违法的事，要去除“损害他人”的意识，对于国家有益之事，即使献出生命，也要付诸行动。吕坤言：“修格致诚之身，任天下国家之重。上天下地填一我为三才。往古来今，贯千圣为一脉。”吕坤的修身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以千古圣人作为楷模。他的视野是“上天下地”，关注的是“往古今来”。他认为，人的修养达到很高境界时，“处则使四海望其大行，出则使万物各得分愿”[41]，人的修养好可以感天动地。修养达到一定高度，才能“任天下国家之重”，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
吕坤号召天下的能人志士要肩负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他谈道：“呜呼，英雄豪杰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长吁冷笑，任其腐溃决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躯保妻子者岂得已哉，盖惧此。”时代英才要以天下为己任，为百姓做事，这样既对社会有益，也对妻子儿女有益。如果只为私利，整天贪图享受，拿着朝廷的俸禄不为百姓做事，其最终的结果是自己和家人都不能保全。他赞扬古代圣贤的所作所为，“自古圣贤孜孜汲汲，惕厉勤忧，只是以济世安民为己任，以检身约己为先图”。[42]圣贤是人们的楷模，他们勤劳做事、谨慎做人、自我鞭策、忧国忧民。他们心系天下，以身作则，为民操劳。天下的能人志士要肩负时代的职责，才无愧上天赋予的英才，更不辜负百姓寄予的希望。
（四）“治众人之疾，教化于天下”显示吕坤的修养、人生态度至高境界
吕坤在叙述刊刻《呻吟语》之前的一件事，表达了自己著书的目的。他在序中言：“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司农大夫刘景泽摄心缮性，平生无所呻吟，予甚爱之。顷共事雁门，各谈所苦。予出《呻吟语》视景泽，景泽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盖三益焉：医病者见子呻吟，起将死病；同病者见之呻吟，医各有病；未病者见子呻吟，谨未然病。’”[43]多年来，吕坤一直以《呻吟语》的部分内容作为反省自己的行为准则。他的友人刘景泽阅读《呻吟语》后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感觉自己常有痛苦发声的时候，可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大众大多有共同的缺点和不足，往往在认识上限于肤浅。吕坤认为，如果把《呻吟语》公之于天下，会有益于民众。对于他所列举的三类人（“医病者”“同病者”“未病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医治”功效。《呻吟语》的内容是治愈“百病”的“良药”，“有病医病，无病防病”。可以看出，吕坤的著书的目的是“治众人之疾，教化于天下”。他治疾的目标是众人，教化的目标是天下的人。他的人生态度是以天下为己任，整治天下秩序。可见，吕坤的个人修养、人生态度达到一种较高境界。
关于吕坤修身方面的言语多来自《呻吟语》，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成型于他做官之前。开始撰写该著作时是二十七岁，三十八岁才开始做官，被授予山西襄垣知县。可见，吕坤在做官之前，对修身处事有较多的理论研究，由此也真实地再现出吕坤在个人修身方面的自我磨炼。吕坤建议人们要磨炼出灵活应对不同境遇的心态，灵活的处事方式是个人修养的重要表现，他追求理想人格的突出表现是“以理同现实的丑恶和权势相抗争”。吕坤在做官之前和归乡之后，是以学者的身份给人们传道、授业、解惑，其余时间是以官员的角色为民做事，为朝廷效力。可见，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上进的，他维护正义，不断地同邪恶做斗争。他乐意为民做事，同情帮扶弱者。他终身给国家奉献，为朝廷效力。他的多方面的素养和能力是良好的修养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所导致。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和能力，是设计社会环境建设方案的条件。结论显而易见，他的个人修养及人生态度是社会环境方案设计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