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吏治的必要性

吕坤所在的时代，官场秩序紊乱表现在多个方面，吕坤在不同的著述中揭露了当时吏治的弊端。

“官满为患”是社会的一大弊端。吕坤曰：“谓安民故，建此多官。官满天下，民益不安。”^[1]设立官职，建立官制，其目的是通过管理来稳定社会秩序，为百姓排忧解难。但现实是官员太多，官满为患，百姓的苦难和不安加重了。官员数量多，朝廷给予的俸禄就多。这些俸禄其实最终来源于百姓，是耕织的劳动者创造的。官员数量多不利于管理，却直接导致内斗，争权夺利更激烈一些。裁减官员可减轻百姓负担，利于吏治。吕坤的呼声也是百姓的呼声，这呼声揭发了当时官场的一大症状。

官员不作为现象较为普遍。吕坤言：“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敝。”^[2]他认为对处理政事，多数官员以平稳为准则。若不侵扰百姓，百姓相对是安全的。不向百姓索取，觉得已经给予了他们利益。若百姓们平淡地、安静地生活，认为已经给百姓带来了福祉。若如此做官，确实是“无害”官员，但不是有责任心的官员。吕坤继续论证：“不伤财，不害民，只是不为虐耳。苟设官而惟虐之虑也，不设官其谁虐之？正为家给人足，风移俗易，兴利除害，转危就安耳。设廉静寡欲，分毫无损于民，而万事废弛，分毫无益于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3]若官员不伤财害命，只能排除“残暴、狠毒”。只是不“残暴、狠毒”，这不是设立官制的目的。官员的职责是维护家家户户丰衣足食，不断革除一些不适应时代的风俗，组织百姓应对灾难，给民众谋求福利，成为百姓安全的使者。若官员品行端正，性格和平，个人欲望不多，但苟且度日，不为百姓做大事，导致各业发展势头较弱。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员是“好官员”。其执政的结果是没有伤害百姓，但是却很少做对百姓有利的大事，社会不需要这些不作为的官员。因此，考查官员应着重衡量其是否做了有利于民众的大事，应该免去只求平稳而不作为的官员。

封建社会历代官员欺压百姓成为社会常态。吕坤言：“为守令则泰然肆于民上，而安养教化全不举行，及俗眼上官，谁不推引以结他日之恩。为监司则安然浑似闲身，而民生吏治略不关情，惟奔走俗尘，仅了簿书，以塞目前之责。为抚按则侈然惟知尊崇，而官常民隐漫不精察，但交结津要，收恩避事，以保富贵之身”。^[4]一些地方官员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不过问农事，更不参与教化之事。对上司逢迎巴结，只铭记官场结交之恩恩怨怨。作为负责监察的官员，好似置身官场之外，他们不关心吏治效果，更不关注百姓生活，而竭力关注“所做的事是否违反官方条文”？“发生之事是否需自己承担责任”？巡抚及其他高官关注最多的是自己显赫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百姓痛苦及官场运行关心较少，心中的要事是安顿上司，收取钱财，稳定官位，以保富贵延续。吕坤的态度是，欺压百姓的官员们都应该受到惩治。

士大夫阶层贪图享受。吕坤经过社会调查，得知士大夫们贪图享受的行为：“士鲜衣美食，浮谈怪说，玩愒日时，而以农工为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学态，袖手乐游，而以勤俭为羞辱。官盛从丰供，繁文缛节，逐奔世态，而以教养为迂儒，世道可为伤心矣。”^[5]谈道士大夫奢侈之风，吕坤感到痛心！整日吃喝玩乐，夸夸其谈，炫耀自我。一边贪图享受，一边鄙视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贵族妇人整日梳洗打扮，花费更多时间、精力于外貌修饰、游玩，形成了以挥霍为荣、勤俭为辱的扭曲荣辱观。官场繁多、琐碎的无用礼节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导致巨大的社会浪费。轻视文化、艺术学习，排斥道义、修养提升，形成整体腐化、堕落的社会风尚。吕坤建议对士大夫阶层贪图享受的行为应给予制度上的约束。

在上述陈述中，吕坤从官员数量规模，从做官任事方式，对待百姓的态度，以及贪图享受的生活方式等方面，谈到了吏治的弊端，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强化吏治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