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年间扩大矿业的规模

矿业是社会的一项基础行业，因为矿业产品同人们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密切相关。在以农桑为主的明代，矿业仍然是一项较大的行业，朝廷对该行业的发展较为重视。

万历二十五年（1597），吕坤上疏《忧危疏》，他在其中提到饥荒年间加强矿业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吕坤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事例：“军国告匮则一开，饥馑告急则一开。如嘉靖年间开湖南矿，但敕该省抚按，谁敢侵利安民？”^[26]这次开矿行动，确实是在明王朝非常时期进行的，为了开矿实施顺利，稳定百姓，“敕该省抚按”料理此事。既然皇上已下旨，而且责成巡抚亲自组织，这样可以保证此次开矿正常有序。文献中对此做了注释：“开矿所患在于遣内使，若责成抚按，提调有法，则国用可济，而民患亦少。”从注释可知，开矿行动最担忧的是朝中钦差去地方干涉，如果委托巡抚组织好处很多，因为他了解当地的内情。对待开矿之事，他提调有法，组织有方，能顺利完成任务。这样既保证了王朝的利益，使朝廷积蓄了财富；又维护了百姓的利益，使百姓顺利度过了灾年。

确实，在饥荒年间，社会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受到破坏。为了稳定社会，急需采取新的措施。比如，调整行业之间的比例。在这个时候，组织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开矿，使矿业扩大规模，这是既有益明王朝，又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吕坤叙述了历史上的事例。比如，当朝陛下面对饥荒已组织过开矿的事实：“南阳等府，数岁饥荒。今日之民，即前岁子食父肉，人吃鹰粪。陛下发银赈济之民也，自报殷实户而民半惊逃，自一切在官供应，矿夫工食……办于殷实户。”^[27]这种赈济办法确实可行，在具体操作中并不是简单地给灾民发放生活物品，而是同时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灾民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为明王朝创造了财富。历史事实证明，饥荒年间组织灾民开矿，这是一个可行的拯救百姓的办法。

在正常年景，矿业规模要有所控制，对乱挖乱开现象要严格禁止。吕坤在上奏中列举了当朝的事例：“郧阳巡抚马鸣鸾前与臣书，谓六十余顷之地，常聚十万之众，支家洞近二千人，开之三月，止见砂十六眼，银之有无，费之多寡，可概知矣，伏乞敕下各省使臣严禁散砂，不许借解，但有侵夺小民捏害地方者，必诛无赦。”^[28]分析以上事例可知，若开矿的规模过大，动用人力多，耗费的银两也多，同时破坏了当地的森林、土地、水源等。过多的农桑业劳动力转移到开矿的行业中去，会直接影响生产。朝廷的银两在一定时期是有限的，如果在一个行业上花费过多，其他行业上花费就相对减少，势必影响其他行业的发展。地方以及个人的银两投资，也遵循以上规律。因此，吕坤提出严禁乱挖乱采，不准损害地方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这是稳定农桑等社会主要行业的办法，同时可以使当地的森林、土地、水源免遭破坏，这些办法的实施有利于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协调。

综合分析吕坤调整行业之间比例的建议，得出以下结论：在明朝的中后期，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加强农桑业发展是立国之本，是稳定社会之保障。林业的发展对很多地域的发展很重要，尤其是对相对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来说更为重要，它可以带动不少相关行业的发展。皇木采办数量要适可而止，这既有利于森林的恢复，又可减轻百姓的负担。京师以及其他地区的物资供应也要有计划且定量定数，不要让大量的物品盲目地运入京城。否则，会使明王朝内物品供应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部分地区资源浪费，部分地区资源短缺。关于一些不实用的物品，特别是一些生活奢侈品，朝廷要减少生产或停止生产。这样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和银两的转移，使社会行业之间的比例更趋合理。在非常时期，明王朝加强矿业的发展是稳定社会的有效措施。从客观上来讲，这是调整行业之间比例的重要举措。但在正常年景，矿业发展要稳定有序，矿业的规模以及从业人数要受到限制。否则，会影响农桑业等主要行业的发展，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以上是利用有限的文献，对吕坤的调整行业之间的比例建议的总结。关于这一方面，还有更多的内容有待于细细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