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基层做官”经历及活动空间是方案构建的基层社会基础
吕坤基层做官走遍了北方的几个省份。万历二年（1574）被授山西襄垣知县，执政期间，精心理政，奖惩严明。据《山西通志》载：“襄垣土豪某被坤大创，去之日，送数百里，谢曰，‘蒙创悔，今而后不复犯法矣’。”[44]由此事得知，吕坤初入政坛时便有一身正气，敢于面对邪恶，而且执法有方，他的正义行为感化了地方豪强，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迹。
万历三年（1575），调大同，为大同知县，后征授户部主事，历郎中。在大同任职期间，救济穷人、安抚百姓。他秉公执法、严明律己。曾有一人命案子已判，有人提出重审，于是通过吕坤的家乡人、朝中的大官王家屏求情，被他拒绝。文献载：“知大同时，有以人命坐抵，以其姻邻邑大绅，向坤言之。坤言：‘狱已成，不可反。’其不受请托如此。”[45]吕坤拒绝求情的理由是，判定了的案子再翻案，就会扰乱执法的秩序，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吕坤这种不顾私情、做事正直的态度，被人称赞。吕坤在襄垣和大同任职期间，百姓拥护，深得人心。《山西通志》记载：“培植善良，裁抑豪横，两地甚德之。”[46]吕坤培植善良正直的官员，打击抑制豪强和恶霸势力，说明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和谐而有秩序的社会，因此，两地的百姓对他深深地爱戴。
后迁山东参政。上任期间，“崇文教，恤孤寡，伸武备，禁邪党，立社学，创冬生院，以恤残疾”。[47]从该文献得知，吕坤做官，讲求务实。比如，他主张救济孤寡残疾人，重视文化教育，倡导习武练兵，做好自我防卫，而且禁止邪党扰乱社会秩序。他还严惩侵害百姓利益的恶人，“有奸人借朝泰山之机，装神弄鬼，诈取人财物，多致殒命。他严惩恶人，杜绝奸人残害黎民”。[48]吕坤这样做，说明他时时处处为百姓着想。
又升山西按察使。任职期间，他写了同妇女的道德规范相关的《闺范图说》。文献载：“初，坤按察山西时，曾撰《闺范图说》。内侍购入禁中，郑贵妃因加十二人，且为制序，属其伯父承恩重刊之。”[49]这里先不介绍这部著作的内容是什么，单考虑郑贵妃组织人员为它作序，而且托亲人重新印刷多册，这些事实足可以说明，郑贵妃喜欢这部著作，至少还有不少妇女喜欢它。这里可以肯定，吕坤做了有利于妇女的事情。
以后迁陕西为右布政使。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月，因“山西巡抚朱孟震回籍调理”，[50]于万历十九年十二月丙申，“以陕西右布政使吕坤为提督雁门等关巡抚山西都御使”。[51]《山西通志》记载：“旋升山西巡抚。”[52]由此可以说明，吕坤在陕西任职依然政绩突出，提升较快。在任职山西巡抚期间，他继续深入基层，了解民情。他特别关注军中的情况，他对山西北部三关一带的军营、边山森林、边关防御工程以及军民关系做了细致的调查，在得知大量民情、军情的基础上，于万历二十年（1592）上疏了《摘陈边计民艰疏》。这是一部综合的奏折，涉及社会的多个领域，具体到每一部分，其内容翔实。他上疏的目的，建议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笔者读后，感觉分量较重，因此，该奏折成为本书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吕坤基层做官的经历使他能够方便地了解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能够目睹百姓的疾苦，对人们之间的冲突、矛盾理解较深。他充分体会到群体力量对社会的作用，即人民群众的合力对推动社会的作用。加深了他热爱百姓、热爱下层人物的情感，他进一步认识到人民安居乐业对王朝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他体察民情，了解军情、惩治贪官污吏，深入基层各个方面，广泛接触社会不同行业的人们，了解到不同行业对社会的作用。农耕、纺织是社会的基础行业，全社会的人离不开。手工业和商业是服务性行业，连接各行各业。官府衙门组织协调各业之间的关系。军方对稳定社会、防止动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吕坤的活动空间对他设计的社会环境建设内容的提出具有很大的影响。吕坤的活动空间主要是北方地区，他主要在山西、陕西、山东、直隶任职。这些区域是当时明王朝的经济重心区域，当时北方社会的多个方面能够近似地代表明王朝的多个方面。
由上述分析得知，吕坤丰富的基层做官经历及广阔的北方活动空间，是他的社会环境建设方案设计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