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总结及评述
吕坤是一位官员，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思想家。综合吕坤的求学经历、从政履历、著述讲学历程，追溯他的所作所为，分析他的典型事迹，了解当时百姓对他的拥戴，我们可以展开对他的评述。同时代人及后人对吕坤的品德、执政能力、卓越的事迹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史书多处对他的共同评述是，为人正直，执政公正，严惩豪强，关爱百姓。他严于律己，家法严明，对手下人管理严格，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明史》中评价，他是万历年间三大贤臣之一，在人物《列传》中，把他同海瑞相提并论，足可以说明他对后世影响很大。
“农桑业”是官员吕坤一直最重视的事。大明王朝立足于农耕，官员吕坤深知农耕社会最重要的行业是什么，朝廷发展主要靠什么，百姓的生存条件主要是什么。从上任知县至朝中做官，他特别重视农桑业。基层做官时他常出现在田间地头，制订政令涉及农桑时更加细致。灾情出现时，他首先关照的是从事农桑业的百姓，农桑业一直是他最重视的事。
“强军抚军练乡兵”是山西巡抚吕坤推出的强化边关、稳定社会的措施。强军是明王朝稳定的基础。吕坤强烈地意识到强军对于朝廷稳定的重要性。作为山西巡抚，防守晋北三关地区是分内的职责。于是，他特别重视三关一带的军事训练。基于这项事务的实践，他提出了“强军抚军练乡兵”的具体办法。强调“抚军”是因为只有抚军到位，方可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全民习武，组建乡兵”是由于他深知冷兵器时代习武对于社会安定和培育边防后备军的重要性。吕坤提出的相关措施，源于他多次深入军营、乡村实地调查的总结。
吕坤精心吏治得到百姓、官员们的一致认可。吕坤作为一名官员，他精心任事的态度受到百姓的赞誉，也得到其他官员的认可，还受到朝中专管官员任免人员的好评，明神宗对他的执政持肯定态度。他在做官期间大创土豪、为民除害、救济穷人、安抚百姓，深受人们爱戴。他针对不同地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多种有利于地方发展的制度，一些制度延续多年，其他地方官员也效仿、借鉴这些制度。一心为朝廷做事的一些官员向皇上推荐吕坤，如吏部官员孙丕扬冒死向皇上推荐吕坤，工部官员杨其修对他的评价是“精心任事”，且直接向皇上推荐，并且得到了皇上的同意，“上命吏部知之”。可见，吕坤在政坛上多方面表现卓越，不仅百姓欢迎他，而且其他官员从心底深处对他认可。吕坤的设想是让各地官员带动百姓，使社会各行各业稳步发展，大明王朝则长治久安。
执法公平的吕坤被提升到刑部做官。他在基层做官期间，严于律己，对家人、手下官员管理严格，对一些案件的处理公正严明。他一直不畏权势的施压，秉公执法，不断地打击邪恶，维护公平正义。为官严惩恶霸，是他坚持正义、同情百姓的行动表现，在他内心深处非常憎恨欺压百姓的恶者。由于他执法公正、严明并且执法有方，后被提升到刑部做官。吕坤在执政期间频繁得到提拔，说明当时的朝廷重用贤才，更说明当时的社会像吕坤这样的执法公正的官员较少。朝廷奸臣陷害吕坤，说明吕坤执法不讲情面，得罪了多人，才使这些人伺机报复吕坤。在他著述的多处提到了执法公平、执法高效率等建议。他一心渴望社会公平、有序。
荒乱经历者吕坤利用职务便利带领民众备荒防乱。经历荒乱的人，方知荒乱时民众的痛苦。吕坤亲身经历了家乡的大旱灾、大涝灾，他目睹了灾荒期间民众苦不堪言的生活，亲身体验了灾荒年间百姓的生活艰难。他的长辈常常给他讲兵灾时强盗横行、百姓受冤甚至惨死的场景，使他对社会动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印象深刻。灾难的记忆让他深深地反思：如何避免灾荒和动乱？他在为官期间做了大量备荒、防乱事宜。他亲临基层调查，他精心制订“备荒防乱”的相关条文。他利用职务便利在具体实施中做了许多前人未做的事，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提前做应对准备。后世官员们效仿吕坤做事者甚多。
“禁山护林植木”是稳固北部边关的一项措施。晋北三关一带属于明王朝北部边防线的重要地带。吕坤在巡抚山西期间多次亲临这一带，了解这里的山峰、谷地，目睹这一区域的森林分布。于是他提出了“禁山护林植木”的建议。他认为，应立法保护这一带现有的森林，并于地势险要处大量地植树，还要栽植一些利于防守的灌木。若干年以后，茂密的森林遍布，三关一带可成为不可逾越的“森林边墙”，可阻挡北方游牧骑兵的长驱直入，对稳定北部边关所起的作用巨大。
上奏《忧危疏》奉劝皇上整顿王朝，皇上无视吕坤的建议。吕坤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上奏《忧危疏》，对当时明王朝的社会弊端从多方面进行了罗列，他诚心劝万历皇上痛下决心整顿王朝，得到的回应是置之不理。不采纳《忧危疏》的建议，可能是当时的万历皇上无可奈何的选择。若采取大的整顿措施，担心控制不了局面，为防止朝廷内乱，便采取了苟且偷生的办法。皇上苟且偷生是明王朝最大的隐患，这个隐患从那时起又持续了四十多年，明王朝终归覆灭。这一事实成为吕坤构建的社会环境建设方案的反面事例，可供后世借鉴。
关照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吕坤关心百姓的重要行动体现。关照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兴盛王朝的社会特征。吕坤做事一贯以“百姓优先”为原则，对百姓关爱细致，特别关照老弱病残，更关心灾难中的百姓。官员吕坤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是突出的。每一地任职，他亲自制订“帮扶残疾者”的具体办法，令下属官员们严把执行关。吕坤关心弱势群体是他关心百姓“善心”的一种行为体现，这种“善心”同他的家事经历相关。吕坤的母亲失明，使他深深体会到残疾者生存的艰难。这一事成为他为官时特别关心弱势群体的直接动因。
创办社学，重视德育教育。为官时期的吕坤一直重视办学，在山西襄垣任知县时，已开始重视这一事宜，因为在他的内心强烈意识到，文化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吕坤辞官以后，在家乡宁陵办私学，亲自讲学，教授众多弟子。吕坤重视德育教育，最早是从父亲给他的启蒙教育开始的，小时候他协助父亲编写了关于德育教育的一些书籍，流传至今。做官期间，吕坤在德育教育方面一直以身作则，清廉做官，善事为先。他的德育教育思想对他的家族，对他的家乡人，对执政区域的百姓，对后世影响较大。
吕坤的家事经历及家庭教养成为他发奋读书、成才的动力。吕坤的父亲是一位文人，从他记事起开始接触的是家中的书籍、笔墨。父亲引导他创作，早早地打开了他的智慧之门，父亲的言传身教，使他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母亲患上眼疾失明，这个世界上最疼爱的人忍受着失明的痛苦，这对幼小吕坤的心灵是一种重重地撞击。孝子吕坤准备放弃学业伺候母亲，母亲大怒呵斥：“你若考取进士，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带着母亲的期盼，吕坤终于成就了学业。可见，失明母亲的嘱托使他坚定了成才的信心。
终身治学，著述有新意。《明史》中评价，吕坤的著述多出新意。通过本书的研究得知，他的著述其内容客观、实在，很多观点具有独到的见解，对于一些社会弊端能击准要害，提出的措施可行性较强，等等。这与他长期投身社会调查以及他的理性思维分不开。在目前的学术界，不少学者研究他的哲学思想，这是因为吕坤留给后人较多的还是哲学方面的著述。在他弃官归乡之后的二十多年，他著述种类多。不过，本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他做官期间上疏的一些奏折，以及制订的一些吏治条文，挖掘的是他提出的如何治国安邦的策略和方法。对他辞官归乡之后整理的一些社会环境建设方案也做了一些整理。他的治学同做事一样严谨，而且善于助学。他善于观察研究，他体察基层、了解民情、知晓官场，因此，他的著述多出新意。比如，他的奏折中的多种正确的主张，是他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思维相互撞击的产物。晚年的著述是学术积淀的凝聚，以及从政实践的总结，成熟的思想进一步升华，社会环境建设方案进一步成熟。
独树一帜的思想。吕坤的思想是自成体系的，这里只谈同本书相关的一个侧面。他认为“天人合一”，但“人可胜天”。天地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世间。人世间设立君王是为百姓做事的，君王设置官吏是辅助君王为民做事的，这便是吕坤所谈的上天旨意，他建议天下的人要遵守上天旨意。他的上天旨意其实是客观规律，既包括自然规律，也包括社会规律。
“天人合一”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吕坤的观点既承认“天人合一”，但同大多数人有些不同。他认为，百姓的力量强大，其作用不可忽视。他们既可以顺应天意，也可以改变天意。若上天希望人间太平，但百姓衣食不能保障，官吏还要欺压百姓，此时，百姓可以使天下大乱，这就是吕坤的“人可胜天”的思想。若上天有乱的征兆，可以通过安抚百姓来稳定天下。在君王的明治下，不同社会层次的人们做好该做的事，民众合力可扭转乾坤，这也是“人可胜天”。吕坤得出结论，为百姓着想，也是孝尊皇上，更是尊重天意。作为朝中官员，尊君与爱民很好地结合，才能立足政坛，以便为民做事和为朝廷效力。由此，他进一步提出“君民一体论”。他认为，百姓富，君也富，百姓穷，君不能独富。君与民的命运是一致的。因此，君应爱民，民应爱君，与民同乐，以达国泰民安。
【注释】
[1]《神宗万历实录》卷271，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丁亥修，第5页。
[2]《神宗万历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三月甲午修，第5页。
[3]《神宗万历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三月甲辰修，第9页。
[4]《神宗万历实录》卷309，万历二十五年四月癸亥修，第4页。
[5]《神宗万历实录》卷309，万历二十五年四月甲子修，第4页。
[6]（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37页。
[8]《神宗万历实录》卷271，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己卯修，第1页。
[9]《神宗万历实录》卷271，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丁亥修，第5页。
[10]《神宗万历实录》卷271，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己卯修，第1页。
[11]《神宗万历实录》卷255，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庚寅修，第4页。
[12]《神宗万历实录》卷264，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壬子朔修，第2页。
[13]《神宗万历实录》卷264，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壬子朔修，第2页。
[14]《神宗万历实录》卷259，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壬寅修，第5页。
[15]《神宗万历实录》卷269，万历二十二年正月庚子修，第4页。
[16]《神宗万历实录》卷260，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甲寅修，第1页。
[17]《神宗万历实录》卷260，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甲戌修，第6页
[18]《神宗万历实录》卷267，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壬辰修，第5页。
[19]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明经世文编》卷416，第4504页。
[20]《吕坤墓志铭》，万历四十六年吕坤自撰。
[21]《吕坤墓志铭》，万历四十六年吕坤自撰。
[22]《神宗万历实录》卷244，万历二十年正月甲戌修，第3页。
[23]（明）赵文炳：《吕公实政录》序言。
[24]（明）赵文炳：《吕公实政录》序言。
[25]（明）赵文炳：《吕公实政录》序言。
[26]（明）赵文炳：《吕公实政录》序言。
[2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43页。
[28]郑涵：《吕坤年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2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6，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49页。
[30]《山西通志》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342页。
[31]《山东通志》卷二十七，清雍正七年刻本。
[32]郑涵：《吕坤年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4页。
[3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43页。
[34]（清）沈佳：《明儒言行录》卷九，钦定四库全书。
[35]《尹健余先生文集》卷三。
[36]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期。
[37]孙奇逢：《理学宗传》卷二三，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1657页。
[38]《大清一统志》卷九十五，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39]（清）沈佳：《明儒言行录》卷九。
[40]（清）汤斌：《治学编·吕新吾先生传》
[41]（清）汤斌：《治学编·吕新吾先生传》
[42]（清）颜元：《习斋纪余》卷一。
[4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41页。
[4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41页。
[4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41页。
[46]同上，第5942页。
[47]同上，第5942页。
[48]同上，第5943页。
[49]《神宗万历实录》卷309，万历二十五年四月壬午修，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