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垦殖对森林的破坏

明王朝建立以后，王土内生产逐渐恢复，人口不断地增加。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开垦规模也相应地扩大。因此，自明初起，政府重视组织屯田。山西代州雁门关就是屯田的有名地区之一，因为这一带驻军很多，驻军“以十分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田”。^[8]是否有十分之三的驻军进行屯田活动，该文献记载的事实是否可靠？不需要去考证，因为在明代的不同时期，雁门关一带军人屯田的规模是不同的。因此，这里得出一个定性的结论，在明代的一些时期，山西北部边关一带，军人屯田的规模是较大的。

百姓也参与垦种，凡可种植的地方都陆续加以垦种。因此，森林、灌木丛进一步受到蚕食。15世纪末16世纪初，百姓垦田的规模日趋增大，对森林造成危害。为了保护边关山林，正德十年（1515）二月，“提督山西三关都御史陈天祥奏，雁门、宁武、偏头关，后有山隘峻险，以扼北虏。近因势豪伐木，居之冲其喇河堡、乔麦川、后无墩、壹烽堠，虏得径入，宜添设墩堠，使声势相援。其龙泉关、迤南、恶口石等地，俱有径路可通真定、顺德等处亦宜防禁。兵部议，令总制提督巡抚等官以时整饬，从之”。^[9]从陈天祥所言可知，原来三关一带森林茂密，再加上山势险要，是易守难攻之地。由于长期的伐木，使得好多关口容易通行人马，这样北部游牧骑兵容易入侵。

从文献中还可以得知，伐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得到木材而伐木，另一种是为了开辟居民点和扩大耕地而伐木。以上文献对后者有较多的文字记述，具体叙述了一些居民点向边山森林里延伸，很多关口开辟成路径。该文献记载的目的，主要向后人表述，当时三关一带及其以东的天然防护林对京师的防御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森林被破坏，这种防御体系逐渐被破坏，因而兵部下令禁山护林。但从该文献可以进一步推知，居民点向森林里延伸，意味着在林地中必须开辟大量的耕地，因为农业社会的居民主要以种植业为谋生手段。进一步分析三关地区的自然条件，这一带以半湿润气候和半干旱气候为主，且缺少湖泊和经济林，因此，谈不上发展渔业和采集业。居民有时去山外贩卖木材，但必须避开官府的严查，其行动方可成功。因此，当时在边山一带土地垦殖的规模是较大的。由此可以推知，当时无序的土地垦殖，对森林的破坏程度是较大的。

同年四月，陈天祥又为边山一带垦殖之事上奏：“各边关禁例，砍伐木林者治罪，而未有开垦山场之禁，以故奸豪往往垦田立庄，道路日辟，关险寖夷，较之伐木，为患尤甚，乞一体重治。给事中黄钟亦言，自浑源以西至雁门、宁武、偏头等关三四百里皆为禁山，盖借林木以资形势。近年规利之徒斩伐平旷，致使盗贼逃窜、奸细出没，边关失险，夷狄乘便俱下。兵部议，谓此弊不独山西三关为然，紫金、倒马、居庸、龙泉等关亦有之达（鞑）虏，深入实由于此，宜令提督御史及镇巡官严加禁约，凡垦禁山毁关隘者悉以砍伐林木例治之，遇赦不宥，报可。”^[10]

这次上奏，陈天祥主要针对禁山开垦之事，特别是一些地方豪强，霸占一个区域的土地，然后“垦田立庄”，在边山区开辟道路，使一些险要之地，渐渐变成了能够自由、安全通行之地。当然，无论“垦田立庄”，还是开辟道路，首先必须砍伐大量森林，因此他谈到，开垦土地，比单纯的伐木对森林破坏更严重。因此，陈天祥的奏言句句显示出危机感，禁止边山垦田，确实该立法了。从朝中官员对奏折的响应可以证实，陈天祥的奏言，其内容具有真实可靠性。如果站在整个北方国防线这个角度上看，除了三关以外，还有紫金、居庸、龙泉等关地势险要，在旧时林木茂盛时，其防御功能较强。砍伐树木、开垦林地成为北部国防沿线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给事中黄钟的建议是，让整个北部国防沿线禁山护林，并且严惩伐木者，此次建议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从该事实可以推知，只有伐木垦田达到一定规模，陈天祥才会上奏请求立法。从朝中官员的响应中还可以得知，王土的北部边防线一带土地垦殖的规模较大，对边山森林破坏较为严重，因而才请求发布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