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精英视角”研究方法的反思
本书第四、第五章的讨论，既是对“精英视角”研究方法的一个运用，也是对该方法的反思。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中，精英约束范式是颇具传统的分析方法，通过干部管理体制来讨论地方政府行为的文献在20世纪就屡见不鲜。近年来随着国内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兴起，探讨干部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行为相关性的模型化研究越来越多，不断拓展到经济、财政、医疗、教育、环境等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大约2015年以来，这类研究的文献数量突然有“井喷”之势。这些文献都致力于寻求集权型干部管理体制与各个领域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相关性，它们给人的整体印象似乎验证了传统的形象说法，即“干部管理、一抓就灵”，仿佛借助于干部管理体制可以解释所有的地方政府行为。
诚然，干部管理体制是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总体性制约因素。任何领域的地方政府行为总能或多或少找到其与“晋升”或“交流”这些机制之间的相关性。然而，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变量与所有的现象都能建立起相关性，那它就会退化为一个常量，从而丧失任何解释力。这就好比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呼吸，但我们并不能据此用空气来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因此，在干部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大多数相关性模型无论多么精巧，在逻辑上都是跳跃式的，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正如本书第四、第五章的分析所揭示的，在宏观的中央权威和微观的地方政府行为之间，需要借助于更多中观意义上的制度机制来加以联结。这些不同的制度机制使得中央在实施其权威时的交易成本是不同的，从而决定了中央权威在不同制度机制下的不同效果。如在财政领域，包干制下的规则缺陷使中央的政治权威无法有效传导到财政过程中来。因而，即便中央拥有牢固的干部管理权力，仍然无法避免地方政府的财政机会主义，并导致严重的中央财政弱化。在干部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中观性质的制度机制变化了，地方政府行为也会随之而改变，如地方政府在包干制和分税制下的征税积极性就截然不同。
离开了中观层面上制度机制的支撑，“党管干部”的力量不会自动传导到微观领域的地方政府行为中来。传统及当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史表明，缺乏有效的制度化机制，单纯的技术性政治集权的运用会使地方权力摇摆在机会主义冲动和“顺从的怠惰”之间。因此，精英视角研究方法的重心应该转移到中央政治权威与地方政府(或干部)行为的那些制度性联结机制上来。
附表4.1 1978—1994年省区市领导政治流动的分类统计
(续表)
(续表)
注：总任期等于所选时间区间内(1978—1994年)首位领导的上任时间到末位领导的卸任时间之间的总年数。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9年；《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盛平主编：《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192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徐为民编：《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词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马齐彬、陈文斌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附表4.2 第11—15届中央委员籍贯地分布
资料来源：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资料见《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资料见《人民日报》。
【注释】
[1]中央分别于1981年、1989年向地方“借款”(摊派)，并要求地方财政在包干制契约之外，额外多上缴，是为“做贡献”。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3]赵忆宁：“分税制决策背景回放”，《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37期，第28—32页。
[4]谢庆奎，燕继荣，赵成根：《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5]以上文献分别见：James Tong.Fiscal Refor m，Elite Turnover and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 in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9(22)：128；Yasheng Huang.Inf lation and Invest ment Controls in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Refor m Er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Ye Chena，Hongbin Lib T，Li-An Zhou.Relative Perfor 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Economics Letters.2005(88)：421425；Andrew G.Walder.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5，60(3)：309 328.
[6]《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9年印发)》，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7]乌杰：《中国政府与机构改革》(上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陈明明：“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第9—21页。
[8]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9]在1978年之前，省区市同国务院各部一样，行政领导与党委领导基本由同一人兼任。197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不要由一人兼任和党政工作分开的意见向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省、市、自治区党委与行政领导，不由一人兼任，并要求党政分开。
[10]关山，姜洪：《块块经济学：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11]同上。
[12]干部是一个宽泛的用法，在我国除了政府官员、公务员外，还包括大量的技术人员。此处主要是谈党政干部。
[13]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问答》，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14]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中央组织部这三个部门分别拥有干部决定权。三部门的工作分工如下：中央宣传部负责教育干部；中央统战部负责对台工作及民主党派系统的干部管理；中央组织部负责全部其他的干部管理。在1985年，中央组织部接管了其他两个部门的干部管理工作。国务院的人事部负责人事行政管理工作，没有决定权。
[15]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修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通知”，见《人事工作文件选编》，劳动人事出版社，1991年版。
[16]重庆市、海南省不包括在内。
[17]由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是从1980年开始的，为了统计的便利，地方财政贡献的计算时间周期设定为1981—1994年。这与省区市领导政治流动时间区间的设定有差异，但不会影响分析结果。
[18]此外，每一个人事变动都蕴含着中央的特定动机，有时那些看似平行的人事变动，也会由于省份重要性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升”或“降”的含义。当省领导调到中央的部、局中，也会因为这些部、局本身的重要性不同，产生所谓的“明升暗降”或“明降暗升”现象。不过，由于本书采用全样本考查，这些特殊情况并不影响研究结果。因而，文中所列出的几项符合通常理解的标准能够满足本书的研究需要。
[19]这些文献包括：“关于修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通知”，见《人事工作文件选编》，劳动人事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问答》，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赵博，张克敏：《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文献导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20]所谓退居二线是指领导干部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顾问以及其他类似职务，这些干部是在编人员，不算离体，退休。所谓退居第三线是指领导干部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离休退休。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问答》，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21]《党的组织工作问答》这样分析交流的主要目的：“实际生活证明，主要领导干部长期固定在一个地区或—个部门工作，虽然有利于熟悉情况，便于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但是，也会带来某些弊病，譬如；(一)容易形成家长作风，搞‘一言堂’，削弱集体领导；(二)容易固守老经验、老框框，视野不宽，眼界狭窄，安于现状，故步自封，产生自满情绪，对新情况新事物缺乏敏感；(三)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同志关系被人际关系或裙带关系所代替，把公事和私事搅在一起助长不正之风。”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问答》，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23]1996年，《与总书记谈心》的作者向时任总书记建议：“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从制度上保证干部交流正常、有序地进行。这种制度不是传统的‘五湖四海’观念的简单套用，而是从干部人事管理的角度来保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机化程度。前面提到的一些地方干部有‘诸侯’意识，与久在一个地方任职有关。谁都不是圣人，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自然会形成某种惰性，过分拘泥于所在地方的小利益，而对整体利益变得麻木不仁起来。在毛泽东时代就十分重视干部的异地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培养起干部的全局意识。”参见翁杰明，张西明：《与总书记谈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24]Yasheng Huang.Inf lation and invest ment controls in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Refor m Er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07.
[25]王绍光：“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第47—54页。
[26]Yasheng Huang.Inf lation and Invest ment Controls in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 my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Refor m Er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90 96.
[27]戴慕珍认为，财政放权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诱因，成为中国地方干部支持改革的一大动力。可参见Jean C.Oi.Rural China Take Of 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Refor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28]Andrew Walder.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Economic Refor 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In Andrew G.Walder.The Waning of the Co mmunist State：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 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124.
[29]Jean C.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 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30]地方干部的等级不同，他们的目标取向与行为模式应当有所不同。
[31]见本章附表4.1。
[32]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反对地方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3]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问答》，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34]Susan L.Shir 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 m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35]吴国光，郑永年：“论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中国研究》，1994年第6期，第1—125页。
[36]引自詹姆斯·唐在1985年的统计数字，参见：James Tong.Fiscal Refor m，Elite Turnover and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 in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9(22)：1 28.
[37]Andrew Wedeman.Agency and Fiscal Dependencein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in China.Jour nal of Contempor ar y China，1999，8(20)：103122.
[38]王绍光：“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第4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