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省份的反对态度
1993年7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税务工作会议召开，财政部向与会代表下发《关于建立分税制分级财政体制的设想》，希望代表们讨论支持。然而，文件遭到会议成员的强烈反对。“第一个提出异议的是上海市。接着福建、山东、江苏的代表都慷慨陈词，认为这个体制没法弄”。[39]
反对新方案最激烈的是广东省。广东省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它的税收上缴只有上海的1/10左右。因而，广东作为既得利益省份，反对分税制的呼声也最强烈。早在1990年，广东领导已经就经济宏观调控与财政问题同中央发生意见分歧。在1993年，广东仍然是反对分税制最激烈的一个省份，就在分税制方案刚刚出来不久，广东省委就上书中央，称如果中央要推行分税制，应当允许广东单独保留包干制。[40]
广东从行政主管部门到理论界，几乎全都是反对的声音。如罗成法建议中央，“维持1992年7月14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确定的政策，在2000年前继续对广东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在“八五期间包干基数和递增比例不变”。[41]曾牧野等人主编的《广东改革的经济学思考》则以肯定广东现行大包干体制的方式，间接反对分税制。[42]广东财政学会会长黄冠球则明确反对分税制，认为这是走回高度集中的旧体制的老路，财政包干体制才是属于“中央适度集中、地方适度分权的新路”。[43]广东省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杨明指出，“包干好处，一目了然”“分税制前提难具备”，因而应当缓行。[44]省财科所的梁棠则认为当时推行分税制存在“五大难题”，因而劝中央知难而退，硬要推行的话，“不会有多大作用，反而会带来消极影响”。[45]
在1993年9月朱镕基赴广东劝说广东接受分税制时，广东省领导明确表示反对推行分税制。事实上，在此之前，广东省领导已经到北京找过国家领导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分税制。[46]其他几个沿海省份对分税制的抵触也很大。辽宁一位领导在稍后接受采访时说出了当时对分税制的忧虑，因为在分税制下，辽宁要将8亿多元的增值税交给中央，辽宁本就是一个上缴大省，这意味着它的财政处境将会变得更糟。海南则提出要确保1992年的收入基数。
在中央为推行分税制而讨价还价的时候，也同时劝说各省维护中央权威，服从宏观调控，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过热之中。[47]有一些省份的领导则表示反对，最明显的例子是江苏，当中央要求全国减少投资将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时，省委书记沈达人则表示，他们遵循邓小平指示(指南方谈话)，要求江苏经济有比其他省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他们甚至建议反对讨论是否存在经济过热，同时也明确表示反对分税制。[48]
上海在1988年之前曾呼吁实行分税制，因为直到1988年的包干制改革，上海都没有得到其他地方同样的优惠条件，因而希望可以通过税种的分开而取得更多收入。[49]然而，在1988年，上海也由财政总额分成改为定额上缴，而且基数调整周期也变为五年。因而在包干制下，它已经改善了自己的财政状况，到1989年，上海的工商业税就比前一年高出25%，在这种情况下，它转而也开始支持包干制。不过，分税制方案出来后，上海发现新体制对自己的影响甚小，按新的规则上海在1994年应上缴的收入为120亿元，仅比1992年多出10亿元。[50]另外，由于新的中央领导本就对上海的情况很熟悉，中央也明确表示支持浦东优先发展的战略，因而很快上海就支持分税制方案。[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