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原是我十多年前写就的博士论文。
十月的一个上午，我在寓所的书房里校改书稿。门外是我八岁的儿子和他不满三岁的妹妹，两个小人儿嬉戏逐闹。正当我为几个厘不清头绪的问题而苦恼时，客厅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快步出门，只见妹妹侧身坐于地上，哥哥站立一旁。还好，小人儿看来都安然无恙。然而，一个新近添置的电视柜的木门却裂为两段。看着爸爸惊愕的神情，兄妹俩显然为这未曾经验过的“大事件”所震撼，不知所措。
“妹妹把柜门坐坏了。”哥哥终于先开口了。
我从来没见过小孩子坐柜门上玩耍，因而疑心哥哥在掩饰什么。
“门坐坏了。”妹妹也这么说。
妹妹的话不足为凭，因为不满三岁的人，都喜欢鹦鹉学舌般讲话。
“妹妹怎么坐坏的?”我又转向哥哥。
“在上面坐着玩儿，一下子就弄坏了。”他说。
可是，那一声巨响，分明是由猛烈的撞击而产生的。我更加怀疑哥哥的话了。
“分明就是撞坏的。”我说。
“是的，是妹妹自己在做旋转裙摆的动作，摔倒撞上的。”哥哥说。
“你不是说坐着玩弄坏的吗?”我质疑道。
“旋转游戏不就是玩吗?没站稳不就一下子坐上去了吗，难道不是坐着玩弄坏的吗?”
看来，人不分大小，都有自圆其说的能力。
哥哥显然感受到了委屈，只是还隐忍未发。作为事件见证人之一的妹妹在稍稍平息之后，已经心不在焉，只顾在地板上玩她的美人鱼拼图游戏。
我意识到，这项调查只能到此为止了。发生在客厅里的这个事件，无论将来会不会记起，对于我而言，它已永远沦为一个不解之谜。
当我再返回书桌前琢磨那些费解的问题时，思绪再也无法集中起来，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沮丧。“客厅事件”发生时，我几乎就等同于置身现场，亲耳听到了响声，又几乎没有时滞地发起了对事件的调查。居于父亲的权威，我能够主导证据搜集的全过程，尤其能够当面询问事件中所有的当事人。而且，事件的结构又是如此简单，完全在个体日常经验的掌控范围之内。然而到最后，我却仅仅得到了一个“罗生门”式的困惑。现在，我置身于一堆陈年故纸：一打历史性的政府文件、若干要人的回忆录、几本大事年表、一些人事简历和统计资料，各种期刊、报纸上的旧闻，还有大量的建议、报告、评论、分析性的论文和著作，其中不免夹杂着小道消息和主观臆断。凭着这些头绪多端的文字材料，我真的就能够还原出分税制这一宏大制度变迁的发生过程吗?
对于一个研究者，困难还不止于此。学者的理论癖好，使他不但试图还原某一事件的事实脉络，更试图要借事发挥，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关于这个困难，在当年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有一段话，现摘录于此：
“在实证潮流的裹挟之下，研究者面临研究对象，总是倾向于从杂多的现象中，挑拣出他所认定的关键层面，再试图从这些层面中，分离出一些可操作、可量化的指标，然后，通过一个能为他人所接受的框架，制造出一些相关性或因果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被认为是不可量化、难以操作的问题都被回避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讲的是暗夜中的醉汉，于门前台阶上遗失了钥匙，但他却将目光投向远处的路灯，到路灯下找来找去，因为那里是唯一有光亮的地方。论文虽已写完，但我真的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就像故事中的那个醉汉呢?路灯之外的地方，就是我的思维尚未触及的地方，那里充满了黑暗与混乱，然而，真理也许就冷冷地躺在那里。因此，博士论文的写作，于我而言，与其说是要探询真理，倒不如说是一种试错的游戏，一种须以平常之心郑重面对的游戏。”
十多年后，我的这种感受与日俱增。选择了学术道路，就是选择了不确定的迷途中的思想冒险。
以上算是对这个研究的一个内省式总结吧。一则冲淡书中硬着头皮讲道理的迂阔干枯之气；二则表达作为学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自觉意识，免得落入信心“爆棚”式的主观。学者但凭好奇与能力行事，而不必固执己说。
博士论文完成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被搁置在抽屉里。现在，在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教授的鼓励、督促与帮助下，终于要付梓了。在对刘老师由衷感谢之余，我既感到如释重负，又觉得忐忑不安。书稿校订之后，围绕分税制产生的这场文字之旅算是告一段落，所以能如释重负。然而，书中所言，究竟是确有所得，还是胡言乱语，笔者并不确信，怎能不忐忑不安。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感谢所有支持我、启发我的师友。
首先应当感谢的是我的博士导师林尚立教授，本论文的整个写作过程，从概念提出到理论的形成，都直接得益于林老师的指导。记得当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林老师坚持主持学生的论文讨论会，每两周一次，罕有间断，每次大家都会争得面红耳赤，深夜方归。林老师的学术热情、洞察力、严谨态度及高度的责任感，都将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感谢曹沛霖教授、孙关宏教授，在复旦大学亲聆他们的教诲，实为人生之幸事；感谢臧志军教授、桑玉成教授、陈明明教授、郭定平教授、刘建军教授，他们都先后参加了我博士论文的报告会及答辩会，并为我指点迷津、排难解惑，论文中的许多提法与构思，都得益于几位老师的指点；感谢刘杰教授参加论文答辩会并提出中肯而富有启发的建议。感谢刘志广教授对本书出版的鼓励与建议。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张星久教授，二十年前我们在珞珈山上的相遇，不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在我生命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感谢谭君久教授的谆谆教诲，也感谢他在我学术之路上的关心与帮助。
再次感谢刘守刚教授。刘老师本身就是财政政治学的行家，他多年来孜孜以求，成果丰硕。他主持出版了财政政治学译丛的系列书目(已出、待出的书目达50多种)，现在又开始财政政治学文丛的庞大出版计划。聚沙成塔，蔚为可观，他的工作将会改变国内财政政治学的整体面貌。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经理王联合老师的热情支持。本书的书名，得益于王老师在复旦咖啡厅“头脑风暴”会上的建议。感谢岑品杰副总编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雅楠老师对书稿细节方面的建议，以及在文字方面认真而有耐心的帮助。
最后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妻子周军华，也感谢时时带给我快乐与灵感的孩子们，八岁的朴茂和三岁的朴宁两位小兄妹。
是为记。
2019年冬写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