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前言

2003年6月，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医生们准备对我实施淋巴瘤化疗手术。他们乐观地估计整个化疗及其他辅助性治疗的时间将为期四或五个月，这使我面临一个有意思的选择：或是作为一个病人而郁郁寡欢，或是聚焦于一项特定的工作，以我一贯的工作方式渡过这段艰难时期。在朋友们的鼓舞下——他们曾以果敢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磨难——我选择了后一种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我在开始第一个化疗疗程时动笔写作本书，一方面试图以此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幻想着随着最后一个疗程的最后一滴药水注入血管，本书也恰好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这个幻想与大多数的幻想一样，虽然没有不折不扣地成为现实，却在化疗的几个月里鞭策我不懈努力，促使本书在大家所希望的治疗最终获得成功的时候杀青。

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谈论“斗争者”（contenders），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将自己的研究主题明确定位于“斗争”（contention），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从事“斗争政治”（或“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理论研究。但是，我这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始终关乎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怎样、何时、何处、为什么针对政府当局、掌权者、竞争对手、敌人以及公众所反对的对象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make collective claims）。多年来，我一般避免使用“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一词，因为这个术语混杂了太多的歧义——其所混淆的甚至多于其所澄清的。然而，在对17—20世纪西欧和北美的斗争事件（contentious events）进行编目期间，我改变了上述看法。这些编目清晰地表明：第一，在1750—1850年间的西欧和北美，普通民众伸张群体性诉求的方式——即斗争剧目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二，尽管各类政权在存续时间上存在差异，但在每一种政权体系中斗争剧目的不同形式都是彼此交织地发生转变的；第三，在斗争形式的交织变化中形成了运动、斗争剧目的和展示的独特组合。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参与者和旁观者最终将它称作“运动”，我何以不去证实这一变化呢？

时下有一种风气，即将诸如流行时尚和成立利益集团等任何风潮都称作“运动”。可是，前文所述之新颖、独特的政治形式的发生、转变和延续，却需要历史性的关注。为了避免陷入无谓的细节纠缠和概念纷争，我决定采用上文提到的标准术语“社会运动”，而不是借助于诸如“成熟形态的社会活动”或“18世纪末首次在西欧和北美出现的一种社会运动形态”之类的替代语。这无疑使本书行文更显简洁。

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1]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在一部与本书主题极其相似的著作中，他明确表示无意于社会运动史的研究（Tarrow 1998：3）。这个决定对于我俩的友谊和合作都大有裨益：感谢塔罗在其出色的研究中留下缝隙，才使拙著有机会着眼于社会运动的历史。本书对社会运动从18世纪起源至21世纪进行了历史考察，篇末对社会运动可能呈现的未来前景进行了思考和前瞻。

为了避免频繁注释影响行文流畅，我在引用自己的著作时不再另附说明。本书若干资料取材于拙著《叙述、认同与政治变革》（Stories，Identities，and Political Change，Rowman & Littlefield，2002）、《集体暴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以及《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1650—20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引用时文字有所修改，并保证本书至少95%的内容是全新创作的。

最后，我要向兰斯·贝内特（Lance Bennett）、文斯·布德罗（Vince Boudreau）、帕梅拉·伯克（Pamela Burke）、达纳·费希尔（Dana Fisher）、伊丽莎白·杰伊·弗里德曼（Elisabeth Jay Friedman）、威廉·艾维（William Ivey）、维纳·兰佐纳（Vina Lanzona）、丹尼尔·门奇克（Daniel Menchik）、维森特·拉斐尔（Vicente Rafael）、西德尼·塔罗、塞西莉亚·沃尔什-拉索（Cecelia Walsh-Russo）、莱斯莉·伍德（Lesley Wood）、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等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本书资料、注释和编辑工作所做的贡献，感谢他们对本书内容所赐予的批评。愿他们辅之以成的作品能给他们带来欢欣。

查尔斯·蒂利

2003年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