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社会运动狂潮
到1968年时，与共产党领导的东柏林一墙相隔的西柏林已经成为稳固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的一个西方孤岛（有关1968年世界的详尽描述参见Suri 2003：chap.5）。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个西方孤岛上的柏林自由大学成为大众示威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以及反对联邦德国政府的活动基地，而意大利则成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最强大的共产党。在1968年的意大利，发起一连串诉求的不只是共产主义者，还包括广大的工人、学生、天主教区居民和中产阶级，他们时而单枪匹马，时而协同出征，这波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Tarrow 1989）。
尤其闻名遐迩的是法国的学生和工人一定程度上相互协作，共同参与了反对夏尔·戴高乐和乔治·蓬皮杜政权的斗争；而且看上去，他们似乎能推翻这个政权。1968年5月，左翼杂志《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刊出一篇访谈，访谈对象是23岁的德裔法国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班迪特（Daniel Cohn-Bendit），采访者不是别人，正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访谈以这番对话开场：
萨特：几天来，尽管没有人号召发动总罢工，但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行动已经使法国瘫痪。这一切都起源于学生们占领了拉丁区[1]的街道。你是如何分析你所发起的这场运动，而它又将走向何方呢？
班迪特：这场运动已超出了我们开始时的预计。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推翻政权，但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却并不取决于我们。如果共产党、总工会和其他全国性的组织能够真正地与我们团结一致，推翻现政权就不成问题：这个政权将在两个星期内倒台，因为它无力阻挡全体劳动者所展现的力量。
（Bourges 1968：86）
1968年的运动辐射之广，波及范围远不止于西欧。
·在加拿大，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自行发动起来开展运动，魁北克省的四万名学生举行了旨在促使魁北克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罢课（Westhues 1975：392—394）。
·在墨西哥，学生们有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诉求引发了校园总罢课和十余万人参与其中的示威活动，并进而导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区“三文化广场”屠杀事件[2]——军警枪杀了数百名示威者，另有两千多人被捕。
·在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学生和知识分子——尽管遭到严厉镇压——团结一致地以会议、示威、请愿等运动形式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改革。
·在巴基斯坦，学生发动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抗议政府颁布法令赋予其撤销学生学位的权力；工人举行了声援学生的总罢工（Katsiaficas 1988：56）。
·在布拉格，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公然反对共产党的审查制度，并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层传播亚历山大·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ček）[3]的改革主张。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开启了自由主义运动，但随之而来的是同年8月苏联的军队和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者象征性地予以抵抗，自由主义的春天随之结束。美国也积极参与了1968年的运动：
·美国印第安人运动（American Indian Movement）登上国家政治舞台；
·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遭到暗杀，全美大约125个城市的黑人社区爆发“打、砸、抢”和警民冲突；
·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激进学生封锁并迫使学校关闭；
·总部设在奥克兰的黑豹党[4]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散发毛主席著作的复印件；
·持不同政见的各类群体中广泛流传（不久前被玻利维亚军队处决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游击战士画像；
·数千名抗议者开展向华盛顿进军的穷人长征（Poor People's March）；
·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面临广泛抗议并因此不再竞选连任；
·芝加哥民主党候选人提名大会引发示威浪潮和街头骚乱；
·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激烈竞选中击败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
尽管这一年的社会运动组织者感到远远没有达到他们所宣扬的目标，但就1968年而言，它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和社会运动的实质性扩展。
反思1968年发生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旨在彰显工人和其他被剥削群体力量的“旧”社会运动已是明日黄花。许多观察家认为，趋向于自治、自我表达和后工业社会批判的“新”社会运动正在取代“旧”社会运动。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5]对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素有研究，他围绕新社会运动发表了最具影响力的观点，并以此教导其广大的读者支持者。1968年底，图海纳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名为《五月运动，或乌托邦的共产主义》（The May Movement，or Utopian Communism）；书中宣称，民族解放斗争正在向世界上的强权国家屈服，冷战则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开斗争陷入僵局，政府、公司和大众传媒制造了令人窒息的一致性，其绝对权力正在成为创新和变革的敌人。
在图海纳看来，新社会运动为打破官僚政治束缚开辟了希望。他的结论是，
新社会运动至为关键的任务是要揭示：这个新得让人意识不到其性质和问题的新型社会存在着怎样的力量和社会冲突。正是这场存在于统治机器的支配力量与正在经历变化的人们之间的新的阶段斗争彰显了五月运动的重要性，使五月运动不只是一场危机事件的危急时刻，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这场新的斗争对于我们的社会至为根本，并将在我们的社会一直持续，犹如工人运动一直持续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整个进程。
（Touraine 1968：279）
图海纳促使人们在“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统治”之间进行比较，他认为两者均指向从自上而下的压迫中获得解放，而新社会运动在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均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很快被扩展到诸如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迷幻类药物、原住民、环境等各类与图海纳所谓后工业压迫（postindustrial oppression）之批判不甚相干的动员活动中。与早期社会运动着眼于有形的诉求不同，激进主义分子和评论家们将“身份”（identity）视为新社会运动的关键（Cohen 1985）。他们还满怀希望地把新社会运动与同时在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创立充满活力和自治的自治市民社会联系起来（Cohen & Arato 1992）。在波兰与法国联合开展的一项针对以工人为基础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大型研究中，图海纳及其同事撰写报告并指出：
这场社会运动目的何在？是掌握政权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建立工人委员会的统治？都不是。其原因就在于以下两点：第一，从一开始就被确立作为团结工会基本法的格但斯克[6]协议明确承认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民兵一直致力于从权力的桎梏中解放自己而非夺取权力。团结工会多次表明，自己的目标是将社会从党的极权统治中解放出来。
（Touraine，Dubet，Wieviorka，& Strzelecki 1982：93）
图海纳等人认为，新社会运动与以往的社会运动不同：后者以利益为导向，旨在不屈不挠地从现存体系中榨取权力和利益；而新社会运动则以身份为中心，它将重铸社会生活的真实构架。
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灵巧地刺破了这个肥皂泡。他在一篇戏谑地题为《19世纪早期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的文章中指出，自治与身份同样是19世纪诸如少数族裔、妇女、宗教复兴和工人权利等常规性动员活动所特别强调的议题。卡尔霍恩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我们要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新社会运动（NSMs）的产生与扩散是现代性下的常态，我们无须对其特别解释，因为新社会运动只是颠覆了以往构筑我们思想的左与右的对立、文化与社会的对立、公与私的对立、审美与功用的对立”（Calhoun 1995：205；基于对意大利社会运动的细致研究，塔罗提出了与卡尔霍恩相似的质疑，参见Tarrow 1989：194—195）。采用本书术语表达卡尔霍恩的观点，他所强调的是身份诉求往往与纲领诉求和立场诉求相伴随，身份诉求有时也会成为社会运动的焦点。社会运动需要在纲领、身份和立场中至少就一个方面提出诉求；一旦新的政治角色登上社会运动的舞台，其有关身份的主张就变得至关重要——关乎将对其支持者、竞争者、潜在盟友、纲领或立场诉求的对象产生何种影响。就此而言，所谓“身份”运动与“利益”运动的区分根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