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社会运动

我们再来看一个在社会运动的历史方面更加令人困惑的国家。阿根廷属于社会运动先于民主转型的国家之一。该国的政治史由军事独裁者、上校军官和压制性政权组成，因此，它给人的印象有些类似于希腊、智利或葡萄牙；不过，阿根廷极不均衡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给社会运动留下了孤岛般的空间：至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运动的政治很早就已显现出来。对此，阿根廷史学家伊尔达·萨巴托（Hilda Sabato）曾有如下总结：

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常常为支持、抗议或影响政府行为而进行动员。例如，1864年，多次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同西班牙交战的秘鲁；第二年，支持针对巴拉圭的三国同盟战争[19]；1869年和1873年，同情并支持古巴；1870年，当帕斯库尔·卡斯特罗·萨瓦里亚（Pascual Castro Chavarría）被判处死刑时，示威反对死刑；1871年，反对因黄热病疫情设置官方组织；1875年，抗议将圣·伊格纳修（San Ignacio）教堂归还给最初拥有教堂的耶稣会；1878年，反对立法增收酒、烟草和扑克附加税；针对1880年的革命事件举行和平示威。

（Sabato 2001：118）

社会运动如是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188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为了反对政府的政策，组成了一个名为青年公民联盟（Youth Civic Union）的组织。这个组织很快吸引了学生以外的追随者，并演化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公民联盟（Civic Union）。1890年，公民联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一场三万人的示威活动。同年晚些时候，一个与之结盟的民兵组织发动起义，他们袭击了政府武装；这场失败的起义暴露了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怂恿起义并在幕后达成协议试图变革政府。19世纪90年代，阿根廷将有组织的大众政治引入国家层面以反对——极具阿根廷特色的——军人政权和强人政治。

在1890年至1914年间，协会生活（associational life）在阿根廷遍地开花。一些自称激进分子的人发动了范围广泛、半阴谋性质的民众运动，采取了群众集会、示威活动等标准的社会运动手段，并赋予无数地方性的中产阶级政治俱乐部以政党委员会式的组织结构。此外，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将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人组织起来。在1899年至1910年间，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利用诸如五一劳动节和元旦等节日举行无政府主义示威，而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周边地区组织了六次总罢工。不过，当他们威胁将蓄意破坏1910年阿根廷独立一百周年的典礼时，政府开始逮捕维持集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彻底捣毁了集会场所。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严格划清自己同无政府主义者的界线）发动了标准的社会运动，以争取工人阶级的荣誉、住房权、教育权、离婚权、妇女投票权和八小时工作制。成立于1894年的社会主义政党[20]把工人、自由职业者、一部分小制造业者凝聚在了一起。该党在1904年的选举中赢得了首个下院议席，而此时社会运动的政治已在阿根廷深深地扎下了根。科利尔认为阿根廷的民主转型始于1912年：这一年通过的《萨恩斯·培尼亚法案》[21]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并实行无记名投票制。阿根廷的社会运动无疑远远早于其民主转型。

科利尔和我在界定阿根廷社会运动和民主化的先后顺序时，有意跳过了一个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恼人问题，即任何一个政权都有走向民主或走向社会运动的双重可变性（variability）。191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已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大国的国际性大都市，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仍停留在农耕时代，许多地区仍居住着几乎从不过问国家政治的原住民，而大片土地仍掌控在大地主、大农场主和地方权贵手中（Rock 1987：179—183）。我们对所有相关国家所作的时间界定，均忽略了这些国家在走向民主和社会运动进程中的颠簸起伏；而只是将时间定格于一个国家中的主要群体（substantial segment）首次实现民主或首次开展社会运动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