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掠影

19世纪美国掠影

19世纪北美的社会运动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威廉·盖姆森对180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运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并设计了一份精细的编目方案以概括那个运动、社会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无章可循的世界。盖姆森及其研究小组查阅了大约75份历史文献，查找任何一个参与社会运动和/或抗议活动的——有名称的——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份包含大约4500个组织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中，他们又随机抽取了11%的样本——即467个组织，从中再细致筛选出53个组织，这些组织曾经：（1）对未经动员的动员对象实施动员；（2）向动员对象以外的对手（antagonist）伸张诉求。这53个组织中有27个在1900年以前就已开展活动，详见表3.2。盖姆森等人就此勾勒了19世纪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脉络。

正如我先前所提示的，社会运动组织（SMOs）与社会运动是两码事：社会运动是交互式的运动，而社会运动组织并非如此；社会运动组织往往比所开展的运动持久，而运动则几乎总是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组织、变动不居的组织间联合以及没有名称的非正式网络。从英国宪章运动中可以看到，此前已得到动员的民众参与了后来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盖姆森的遴选标准将已得到动员的民众排除在外）。因此，就像前文单独追溯示威活动的发展历程一样，盖姆森的社会运动组织编目所反映的只是美国社会运动的一个侧面。

尽管如此，这个侧面还是有一些亮点可循。

1.它反映了社会运动在19世纪后期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在19世纪的27个组织中，仅有7个在1850年以前开展活动，半数以上的组织是在1875年之后开展活动。

2.参与运动的组织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1850年以前，上述27个组织中仅有1个工人组织（即熟练裁缝贸易联合会）和1个原初形态的政党（即本土主义美国共和阵线），此外全是老套的废奴主义或社会改革组织。但到了1850年之后，工人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它们或是为了自己的行业利益或是为了某个政治纲领——从排华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将工人们结为一社。

3.大多数组织旨在获得利益或寻求特定的利益保护，而非实现政治权利的普遍化。用21世纪的眼光看当时的组织，其中一些——特别是从事本土主义动员（nativist mobilizations）的——组织着实反动透顶（参见Hoffmann 2003；Kaufman 2002；Skocpol 1999：72—75）。

在整个19世纪期间，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活动日益成为美国人寻求范围广泛的各种利益的可资运用的手段。盖姆森的编目遴选标准让他侥幸避开了19世纪两个最突出的社会运动主题：禁酒和妇女选举权。此外，他的编目还漏掉了一些极其反动的运动，如美国内战前盛极一时的反废奴运动（Grimsted 1998；McKivigan & Harrold 1999）。不过，他倒是抓住了市政改革和合作运动。总之，盖姆森的编目勾勒了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运动迅猛和广泛的发展图景。

玛丽·瑞安（Mary Ryan）对19世纪纽约、旧金山和新奥尔良市的大众政治史进行了研究，她的研究鲜活地验证了盖姆森所呈现的美国社会运动的变化图景。瑞安编撰的19世纪运动组织名册——除了更加强调民族和种族的不同——与盖姆森的编目极其相似。例如，她同样记载了：

·19世纪40年代纽约劳工慈善联合会（New York's Laborers Benevolent Union）作为爱尔兰工人保护协会（Irish workers'protection society）的成员机构开展活动；

·早在1856年新奥尔良市就已出现了本土主义的美国政党（nativist American Party）；

·成立了有色人种救济商业委员会（Committee of Merchants for the Relief of Colored People）以应对1863年的纽约征兵暴动（New York draft riots）；

·1865年新奥尔良市主持颁布了路易斯安那州有色人种公约（Convention of Colored Men of Louisiana）；

·1867年旧金山工人参加了八小时工作制联合会（Eight Hour League）发起的游行活动；

·1877年加州劳动者阵线（Workingman's Party of California）有效煽动了反华人的浪潮；

·诸如古爱尔兰修道会（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奥伦治忠诚协会（Orange Loyal Association）等各自独立的种族和职业团体（Ryan 1997：79，82，148—150，173，229，262，282，290—291）；

·瑞安还对1863年纽约全国忠诚妇女协会（National Loyal Women League）和新奥尔良市全国平等权利协会（National Equal Rights League）开始迈入公共政治进行了记录（Ryan 1997：179，262）。瑞安所提供的素材揭示了美国社会运动具有范围宽泛的纲领诉求、极其多样的身份诉求，以及不断重复的立场诉求——包括要求剥夺其他行动者的政治权利、甚至将其从整个国家中排斥出去。

此外，瑞安注意到，美国内战之后她所研究的这三个城市中，工人组织在大众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这与盖姆森的观察不谋而合。

1877年，铁路大罢工席卷了一些小市镇；基于同样的原因，大城市各行各业的工人也纷纷走上街头。雪茄厂的工人宣布，他们将以无与伦比的激情和团结在新奥尔良市和纽约市的街垒中战斗到底。新奥尔良市的报纸报道称，雪茄厂工人在刚果广场（Congo Square）集合聆听了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的演讲。同样的集会把纽约市塞得满满的，并赢得了路人和媒体的特别关注。《论坛报》（Tribune）刊登了一篇题为《雪茄厂工人街头阅兵》的报道：“昨天，参加罢工的雪茄厂工人在协和女神厅（Concordia Hall）前集会，列队游行时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男人、妇女和儿童三三两两地从车间走出，每个人带着一面小旗和写着字的条幅。”那些小旗中有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国旗，这些旗帜代表着聚集在刚果广场上说不同语言的人们，标志着城市公共空间的新动员——那是不同种族的“劳动者”的运动。

（Ryan 1997：256）

瑞安将19世纪美国城市政治的基本运作轨迹总结为：“从分化（differences）到二元，从代表制到官僚化，从基于公民自愿（citizenry）到以税收为基础（tax base），从自发联合到社会运动。”（Ryan 1997：259）随着美国城市空间集体狂欢（festival phase）的衰落，以往通常是狭隘利己的诉求伸张活动开始趋向于规范，并日益被社会运动所取代。瑞安认为，社会运动的兴起让19世纪早期难以驾驭的街头民主变得驯服（比较19世纪的英国，Vernon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