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社会运动诸要素

战争与社会运动诸要素

七年战争[7](1756—1763年)为社会运动的政治创新提供了动力。在18世纪50年代之前的半个世纪,英法两国不时交战——战火从欧洲蔓延至公海、亚洲乃至整个美洲。在征服路易斯安那以及后来的加拿大东部大片土地之后,法国发现自己处于英国军队和英属殖民地的两面夹击之中。适逢后者正忙于驱赶印第安原住民,法国便趁势在主要的印第安部落联盟中招募盟友。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来说,七年战争既是同法国的战争,也是同印第安人的战争。

尽管英国一方取得了战争的重大胜利——如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但是,在欧洲、印度和美洲大规模用兵让英国国库虚空、政府负债累累。英国试图在北美殖民地另辟财源,为其巨额的财政开支和急剧的军事扩张埋单;为此,他们收紧了海关监管,并对涉税范围极广的商业和法律服务项目强征高额印花税。不曾料想的是,抵制《印花税法》[8]将殖民地人民空前团结在了一起,并进而激起了对英国进口产品的抵制,英属13个殖民地以及加拿大部分地区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开始建立广泛的联系。“自由之子社”[9]的各个分社组织和推动了整个殖民地的抵制运动。殖民地的商人、工匠和城市居民精心织就了一张抵制运动网络,废除《印花税法》(1766年)不过是迟早的事儿。

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开创了最初的抵制斗争,其他殖民地随即加入斗争行列。18世纪60年代初,由波士顿商人成立的一个旨在促进贸易联系的社团,此时已俨然成为反苛捐、反苛政的重要堡垒:例如,该社团联合社会精英开展了1765年和1766年的《印花税法》抵制运动。与此同时,一个与工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小商人团体也效仿波士顿“自由之子社”开展动员,从而在商业精英和焚烧肖像、劫掠屋舍、殴打税务官的街头行动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商业精英中的极端分子——如塞缪尔·亚当斯(1722—1803年)[10]——则穿梭于两个团体之间,起到了政治掮客的作用。

1766年12月,亚当斯给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自由之子社”领导人克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 Gadsden)写了一封信,提议在所有殖民地的爱国商人之间建立定期的通信联系(Alexander 2002:45)。为了回应1767年的《汤森税法》[11]——该法案向殖民地强征范围广泛的进口税,亚当斯撰写了一封表示抗议的“通告信”(circular letter)以征集马萨诸塞和其他殖民地联名签署。同年晚些时候,在组织网络不断壮大的各个爱国协会的协调下,波士顿居民召开会议决定促进美洲制造业的发展,并以此减少对英国进口产品的依赖。1768年1月,马萨诸塞议会向英国国王提交了一份措辞谦卑的请愿函,以温和恭敬的口吻表达了当地对于课征新税的反对。遭到国王拒绝后,马萨诸塞议会2月签署了亚当斯起草的措辞激烈的“通告信”。到了这个时候,马萨诸塞的爱国者们已是坚决主张:英国议会无权通过一部仅仅旨在提高殖民地征税标准的法案。

《年鉴》在报道此事时,谨慎地与来自美洲的诉求保持着距离:

美洲大陆所有古老的殖民地都或是采纳了这些决议,或是提出了相似的决议。此后不久,马萨诸塞湾议会寄出一封“通告信”,该信由议长签署,寄往北美所有殖民地的议会。“通告信”旨在揭示英国议会近期所立法案的邪恶倾向,表明这些法案违反宪法,并倡导殖民地建立普遍的联合,以一切合法手段阻止法案产生实际效果,同时以一致的步调请求政府废除这些法案。此外,“通告信”还大谈特谈殖民地人民作为人的自然权利以及作为英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他们摆出一副这些权利遭到法案侵害的样子。

Annual Register 1768:68)

尽管国王乔治明令禁止,但马萨诸塞议会仍以92∶17的多数票拒绝撤销对“通告信”的签署。大多数议员表示若撤销签署,“剩下的自由就只是徒有其表了”(Alexander 2002:55)。

打头阵的商人们用精心准备的合法手段进行抵制,而波士顿的水手和工匠们则无视法律,开展了一系列抵制活动。他们抵制英国征兵、堵塞英军营房、围攻税务部门、将英国官员及其走狗的肖像“绞死”在临近公地——这块公地曾是1765—1766年《印花税法》冲突的爆发地——的“自由树”上。他们的直接行动常常让商业抵制和官方抗议事半功倍。

随着在与殖民统治者(如国王在马萨诸塞的代表)和英国政府的交涉中关系不断恶化,波士顿的普通民众也加入斗争行列之中。1768年5月,英国海关官员以欠税为由扣押了波士顿商人(兼走私者)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自由号”商船,波士顿民众开展了驾船营救“自由号”的行动,并让涉案船只逃之夭夭。

此时此刻,民众集结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向海关官员投掷石块,折断其中一位官员的佩剑,并尽其所能地侮辱他们。随后,他们又攻击了海关官员的住所,砸破窗户,并把海关的征税小船拖到公地付之一炬。

Annual Register 1768:71;详见Hoerder 1977:166—168)

海关官员先是逃到英国军舰上,随后逃往波士顿港口的威廉要塞。波士顿地区各个城镇召开了未经当局批准的抗议大会。此时有消息称两个团的英军正从爱尔兰和哈利法克斯[12]调往波士顿以试图恢复秩序(9月12日),马萨诸塞湾的议会成员于是开始着手在整个殖民地组建抵抗委员会(resistance committees)。

马萨诸塞的爱国者迅速与其他殖民地结成了联盟。这些联盟最初大多采用以往固有的精英型大众政治形式:决议、请愿、合法集会。然而,这些平和(tolerated)的大众政治形式不断被美洲各地推陈出新的斗争形式所改写。请看1768年6月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镇)有关国王生日庆典的报道:

这里的庆典同样处处洋溢着喜庆、友爱和感激,这是最忠诚的臣民最真实的体现。欢乐的铃声敲醒了这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城堡和船只便升起了五颜六色的旗帜;临近中午,国王陛下的骑兵先遣队在刘易斯·瓦伦丁·菲舍上尉的率领下抵达本镇;紧随其后的是欧文·罗伯茨上尉率领的身着崭新而优雅制服的炮兵连。身着统一制服的轻步兵连以及尊敬的贝歇尔上校率领下的查尔斯镇民兵团的各个连队也从各地赶来展示自己的雄姿,并接受代理总督阁下及其政务委员(Council)的检阅。中午时分,按照惯例燃放了礼炮,代理总督阁下在狄龙先生府上给予众人以最雅致的款待,来宾包括国王陛下的政务委员、议会议员、公务人员、文官武将以及神职人员等。下午照例是饮酒,许多忠诚爱国的人士前来祝酒,晚会直至傍晚在彩灯辉映中结束。

South Carolina Gazette 6 June 1768:3;将祝酒作为一种政治诉求伸张形式的相关论述,参见Epstein 1994:chap.3)

请再注意这一年秋天殖民地的议会选举,它与上述精英型大众政治形式形成鲜明对照。以下是“查尔斯镇的商人和其他居民”在自由之地(Liberty Point)举行集会推选候选人的情景:

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没有一丁点儿的相互仇视或不合常规;众人分享着朴素而由衷的喜悦,这种喜悦源于集会所投射出的恒久光荣。下午5时许,所有人都聚集到马佐科先生牧场那棵最尊贵的弗吉尼亚栎下,在那儿他们郑重地宣誓效忠自由,并举杯向许多忠诚、爱国和捍卫宪法的人祝酒:第一杯酒遥祝马萨诸塞湾92名光荣的反对撤销“通告信”的议员,最后一杯酒预祝众人众志成城、绝不妥协。每一次干杯都伴随着众人的三声喝彩。傍晚时分,人们在这棵弗吉尼亚栎上装点起45盏灯,并燃放了45只冲天焰火。晚上8时许,众人在45名成员的带领下,举着45盏灯,井然有序地向镇上行进,经过国王大街(King Street)和布罗德大街(Broad Street)抵达罗伯特先生的酒馆。众人在桌上放了45盏灯、45碗潘趣酒、45瓶红酒和92个杯子,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祝酒,这一次省略了向英国或美洲爱国者祝酒。正如这一整天所看到的,众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和规矩,并在夜间10点钟解散。

South Carolina Gazette 3 October 1768:2)

除了这些人的酒量令人印象深刻之外,查尔斯顿选举集会令人惊诧地混杂着各种政治成分。就其外观而言,它是庆祝国王生日的聚会——尽管没有皇家军政要员出席;但是,查尔斯顿的弗吉尼亚栎却是直接仿效波士顿的自由树,向92名议员(即马萨诸塞议会中投票反对撤销议会签署亚当斯“通告信”的议员)祝酒是将南卡罗来纳和马萨诸塞两地的爱国者视为一体,45这个数字显然表达了与约翰·威尔克斯事件相同的含义,而点灯之举(游行而非城市照明意义)则同样是对忠诚和团结的公开展示。

直到1768年,伦敦、波士顿和查尔斯顿反抗专制统治的斗士们都还没有创建出社会运动;但他们所开展的变革与创新却使大众政治越来越接近于社会运动:他们把工匠、水手等普通民众纳入持续反抗王室政策的运动之中(不同于波士顿的小商人团体,查尔斯顿的“自由之子社”是一个主要由工匠构成、由纵火志愿者团体扩展而来的组织[Maier 1972:85]);他们组建专项协会,举行公共集会、游行、请愿,散发小册子,并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其主张;他们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WNU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犹如《南卡罗来纳时报》(South Carolina Gazette)所评价的,“正如这一整天所看到的,众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和规矩”。

尽管查尔斯顿的“商人和其他居民”有足够的能力袭击王室官员、抵制海关税务人员、劫掠敌对者屋舍,但是,至少在礼仪性的场合他们放弃了直接行动,转而寻求伸张自己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我们是合乎正道的人们,我们有资格表露心声,我们决心反抗专制统治。实际上,在联合爱国商人克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 Gadsden)抵制英国进口产品的过程中,查尔斯顿的工匠们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Maier 1972:116);而在精英的抵制运动中注入群众的力量则不仅分化了统治阶级,而且朝着社会运动——大众政治的独特形式——的形成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