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

首先，需要界定全球化。对我们来说，全球化意味着远距离交往以及地区与地区间交易的与日俱增。当一套独特的社会联系和实践从地区层面扩展到洲际（transcontinental）层面时，某种程度的全球化便已发生；而当一套既有的洲际层面的社会联系和实践开始破碎、分解或消失时，某种程度的去全球化亦已发生。惟有前一个过程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后一个过程的发展时，我们才能清晰地认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类正在全球化。

尽管1500年之前也有过数次全球化浪潮，但此后的五百年里主要发生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500年前后，它源于欧洲迅速扩张所产生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兴起，以及同一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商人向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贸易拓展。奥斯曼帝国将其控制版图延伸到了南欧、北非和近东，而此时西欧人也正在非洲、太平洋和美洲建立其商业和领土帝国。与此同时，穆斯林航海商人继续穿梭在非洲、近东和印度洋的港口间进行着贸易。在亚洲，欧洲人和穆斯林的商业活动与明朝（1368—1644年）时期中国人向太平洋的贸易拓展交相辉映。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终止于19世纪，而此时欧洲人也部分取代了穿梭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穆斯林商人。欧洲人和中国人分享着1500年后的第一次全球化进程，直至进入20世纪。欧洲人开始在非洲、美洲和太平洋的宜人区域进行殖民；而中国也有数百万移民移居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此时有一个迹象显示，世界的连通性（connectedness）正日益增强：到17世纪时中国的奢侈品已将南美洲充沛的银矿消耗殆尽，与此同时昂贵的中国日用品开始流向西方。

1500年后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可大致定位于1850—1914年。这一时间定位主要考虑到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现了远距离移民的高峰：300万印度人、900万日本人、1000万俄国人、2000万中国人和3300万欧洲人参与其中。在此期间，国际贸易量和资本流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环大西洋地区尤其如此。诸如铁路、轮船、电话和电报运输与通信的发展降低了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成本，同时提高了流动的速度。劳工、货物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促使全世界的贸易物品价格趋于一致，并降低了参与这一流动浪潮国家的工资差距，与全球化浪潮相伴随的是来自这些北半球国家的公司及其帝国军队的剥削和殖民。其主要受益国包括日本、西欧和更加富裕的北美和南美。就整个世界而言，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加大了全球化的受益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和福利差距，除了澳大利亚这样的欧洲移民地外，欧洲的殖民地普遍未能从全球化的浪潮中分享到财富。

移民、贸易和资本的流动速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间有所放缓；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亚洲的复苏，1500年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接踵而至。这一时期洲际移民不断增多，其规模仅次于1850—1914年。不过，与1850—1914年的移民潮相比，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已不甚尖锐，劳动力的组成也更加有效，竞相移民的状况因此得到控制。由此导致远距离移民分成两股支流：一股是数量较小的专业和技术工人；另一股是数量庞大的服务业人员和普通工人。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异及其潜在的社会流动，转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类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富国与穷国的财富差别和福利差异明显加大，致使穷国的潜在工人不顾一切地流向富国，他们要么漫漫无期、要么穷极一生地试图挣够返乡钱。工业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围绕着这个以非法、半合法或合法途径向富国移民的残酷机制展开的。

此时，商品和资本加速流动，其规模已超出了19世纪的水平。有一些流动发生在公司内部：例如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拓展市场、设立总部、建立制造基地和原材料基地。发生在国家之间和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同样呈加速发展之势：产自东亚、西欧和北美的高科技和高端产品几乎遍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最富裕国家的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在劳动力价格低于本国的地区投资制造业，同时将低工资国家制造的服装、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返销本国以参与市场竞争。

与此同时，政治制度、通信系统、技术、科学、疾病、污染和犯罪也越来越多地呈现于跨国领域。1500年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正在21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全力向前推进。

与1850—1914年相比，全球化浪潮在1950年之后有着显著不同。除了帝国式的扩张以及日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之外，19世纪的全球化主要集中于大西洋地区，最先受益的是欧洲主要国家，尔后才渐渐恩泽于北美。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和21世纪全球化的受益者越来越多地囊括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作为生产基地、投资标的和日益扩大的市场，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极大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

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在1850—1914年的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发展严重地依赖于煤和铁；由此导致资本和工人向为数不多的有烟囱地区流动，并在水路或铁路沿线形成工业化城市所特有的肮脏污秽聚居区。到了20世纪后期，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机和核能反应堆极大地取代煤而成为世界较发达地区的主要能源。1945年后的全球化也使电子、制药等高科技工业日益凸显：这些工业门类主要依赖诸如巴黎南部大学城（Paris—Sud）和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等科技集群；也就是说，因为产品的高价值和相对低廉的运输成本，这些工业门类可以根据劳动力和市场的需要轻而易举地调整生产链。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也向着相同的方向挺进：例如，印度南部低工资的数据处理员通过即时双向数据传输的光纤光缆和卫星，为坐落在纽约和伦敦的公司处理信息。

19世纪版的全球化强化了国家的作用，强化了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资源、行为和人民的控制，强化了国家对跨境流动的管制。例如，在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的国家开始规范护照并将持护照的公民与指定国家的关系正规化（Torpey 2000）。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国家范围内政府、资本和劳工之间费尽周折却颇为有效的劳动协议。组织化的劳工、组织化的资本、组织化的政党以及组织化的官僚彼此激烈斗争，但也彼此达成交易。诸如此类的讨价还价最终将国家从崇尚自由贸易转变为对密集劳动与密集资本相结合的本国工业实施保护。化学、钢铁和冶金业引领着这场转变。

20世纪和21世纪的全球化与上述19世纪形成了戏剧性对比：此时的全球化侵蚀了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权力，同时放任资本在国家间迅速流动以牟取利润。1945年后的国家在抑制传媒、科学知识、药品、武器、宝石或移民日益增强的跨境流动方面同样力不从心，即便最具优势的美国也无力阻止暗流涌动的走私、黑钱和非法移民。至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其控制力的丧失较美国尤甚。同样，非政府组织和超政府（supergovernmental）组织也部分摆脱了单一特定国家的控制。新兴的强有力的非国家（nonstate）组织，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囊括跨国公司、世界金融机构、联合国、欧盟等政治协定体（political compacts）、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等军事联盟、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行动者组织在内的新兴强有力的非国家组织。颇为讽刺的是，这些跨国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最初由美国发起、或至少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这些组织在其初期常常屈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即便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军事大国也无法再轻易地令这些组织唯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