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国际化

走向国际化

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社会运动正在走向国际化。当然，我们很早就见识了社会运动中的国际联系：是否记得诸如1768年出现在查尔斯顿和南卡罗来纳的英国象征性符号——“约翰·威尔克斯的45”？是否记得废奴主义运动很快延伸到大西洋两岸数个国家而成为一场跨洋运动？是否记得19世纪环大西洋国家为推动禁酒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和爱尔兰独立运动而形成的合作？（Hanagan 2002；Keck &Sikkink 2000；Kish Sklar & Stewart 2007）

就此而言，我们所要探寻的不只是国际社会运动相互作用的若干事例，而且包括社会运动在发展方向上所呈现的变化迹象。图5.1对社会运动的国际化进行了概括。它主要标示了以下两点：（1）诉求者（例如，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人士），他们将WUNC展示与社会运动的表演相结合，以伸张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2）诉求对象（例如，世界贸易组织），诉求者要求他们对诉求予以回应、确认或消解。本书对两个世纪以来社会运动的考察表明，诉求者和诉求对象都已从地方延伸至区域层面、再到国家层面、最后进入国际层面。最常见的是二者在同一层面上运行：地方层面的诉求者针对地方层面的诉求对象，区域层面的诉求者针对区域层面的诉求对象，依此类推。不过，某一层面的多个诉求者针对较高层面诉求对象的情况已日趋普遍：例如，波士顿和费城的废奴主义者向国会请愿，要求废除奴隶制度；或是马尔堡以及其他城市的纳粹分子协同发出支持希特勒为德国元首的诉求。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国家层面。例如，1989年，苏联或东欧国家支持苏联解体的诉求者同时以苏联的统治层和包括欧共体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作为诉求对象，从而向社会运动的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之所以未能达到最大化——即图5.1中的右上角，是因为苏联和东欧的运动调动了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诉求者，但未能调动能够决定性地代表国际化的“我们”发言的行动者。无论如何，构建一个国际化的“我们”，已成为21世纪社会运动日益为人通晓的特点。

诉求对象也同样将其自身扩展至国际层面（Tarrow & McAdam 2005）。随着诸如耐克、麦当劳、可口可乐和壳牌等跨国公司和多国经营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它们日益成为多国协同开展社会运动所针对的目标。此外，诸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权威机构的创立也同样衍生出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其影响、政策和干预措施同样吸引各个国家的社会运动诉求者，并因此成为国际层面的诉求对象（例如，参见Deibert 2000；Wood 2003）。那些重大的国际性高峰会议往往招来国际性的对其政策的联合抗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99年11月针对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所进行的“峰会抗议”（Summit Protests）活动。杰姬·史密斯（Jackie Smith）是这样描述相关动员活动的：

1999年11月29日晚，西雅图商界和政界的头头脑脑在市足球体育馆为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代表们举办隆重的欢迎会。与此同时，数千名行动者聚集在市中心教堂，为此后被称作“西雅图战役”的首次大型公开对峙活动做准备。不久之后，这些抗议者从挤得爆棚的教堂中冲出来，加入西雅图寒冷大雨中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的数千抗议者中。抗议的人群充斥数个街区以庆祝这场“世纪抗议”。许多人在衣服或雨衣上写着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字样。数千名示威者……在体育馆外组成三到四层人链，这些人链将体育馆团团围住，以此戏剧性地象征不能自拔的债务危机。应邀参加此次盛大招待会的5000名客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二因为抗议活动而无法进入会场。人链所象征的“债务链”显示这场抗议活动是旨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国际社会运动（“大赦2000”）的一部分，它力图向示威者和围观者揭露全球贸易体系的极大不公正，并为持续一周的反对全球贸易体制的街头抗议和集会活动敲响了开场锣。

（Smith 2002：207）

作为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联盟，“大赦2000”最初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后将关注焦点逐渐集中到取消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1998年，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国际金融高峰会议上，“大赦2000”首次运用了“人链”策略。作为一个能够将众多国际政治组织的行动者汇聚于斗争现场、共同分析并分享斗争策略的国际联盟，“大赦2000”为将诉求目标指向国际机构的国际组织的社会运动作出了榜样。

为了更好地理解诉求者和诉求对象的国际化，我们需要了解国际化的另外两个方面：

（1）在国际层面协调他人的诉求伸张活动——而非为自己伸张诉求——的中介机构快速增加；

（2）伸张类似诉求的行动者团体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倍增；

（3）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压制型政府之间的协作将进一步增强。

诸如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国际人权组织对世界范围内践踏人权的事件进行监督，定期公布人权等级评估和报告，并采取措施促使大国和国际机构对践踏人权的责任相关方实施制裁；与此同时，它们也为诉求者提供模板、证明、联系和建议。世界范围内许多自称原住民的运动都将自己定位为国际性议题的参与者而从中获益良多，尽管这些运动在方式方法上并无新鲜之处。这类中介机构还包括诸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等基金会以及诸如非暴力国际组织（Nonviolence International）等团体，这些机构为相应的运动及其组织提供资源从而支持其开展特定类型的社会运动（Bob 2005）。相应的资源和支持还包括为运动提供相应的设施和设备：例如，独立媒体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通过其位于全世界的数百个站点实时更新示威活动的动态，并以此提供媒体支持。

就上述第二点而言，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们围绕着诸如环境保护、妇女权利、反对为服务富国而在穷国设立低薪血汗工厂等相似的理由而组织在一起，并由此建立了跨越海洋和大陆的持久联系。正如此前在谈及斐济的女性权利行动者时所看到的，她们之间的许多联系最初形成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召集的国际会议，也有一些源于首脑峰会期间所举行的抗议活动，还有一些联系是通过群组、网络、“推特”等方式建立的。跨国网络就此作为社会运动的模块化形式而出现在全球正义运动以及近期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运动中。诸如此类的联系网络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在先前互不往来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并开创了新的运动、结构和身份认同（della Porta et al.2006；Reitan 2007；Smith 2007；Tarrow 2005）。

再就上述第三点而言，近年来，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常常热衷于探讨“群聚控制策略”（crowd-control strategies）的国际会议，专家顾问频频传播最新的“最佳实践”，而执法人员也正在试验新的监视和边界控制技术以应对国际化的政治抗议活动。这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群聚控制策略”上的趋同（della Porta，Peterson & Reiter 2006）。例如，负责2008年G8峰会安保工作的日本安全部门就曾公开称，他们与负责2007年G8峰会的德国安全部门见过面并互换了情报（12 August 2007，Kyodo News）。其中一条得到迅速传播的策略是运用旨在对付“流氓”（hooligans）的法律法规实施入境管制，从而阻止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向抗议活动举办地聚集。诸如此类的压制手段与社会运动的策略和组织形式相应对，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不断创新。

在以往大量先例的基础上，20世纪的最后数十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国际间相互协作的社会运动表演以及来自国际的对于地区和国家层面社会运动表演的支持。此外，行动者和分析家也越来越热衷于把区域或国家层面的事件称为国际运动，并冠之以反全球化、全球正义、全球公民社会等标签（Bennett 2003；della Porta et al.2006；Koopmans 2004；Rucht 2003；Smith 2007；Tarrow 2002，2005）。

诸如此类的趋势尤为明显地显现在始于2007年10月的一系列因经济危机而引发的斗争事件中，而这些斗争事件则隶属于全球社会运动的一部分。2011年9月17日，“占领华尔街”的动员活动开始并在此后的一个月中持续得到媒体关注，人们在数百个城镇以自己的方式上演了“占领华尔街”的剧目。一个名为“团结起来实现全球变革”（United for Global Change）的网站发布了由多个视频剪辑而成的短片，其镜头涵盖了旨在要求结束穆巴拉克政权及其大规模腐败的所谓“埃及革命”、旨在反对全国性政府和银行的西班牙抗议活动、旨在反对由企业控制教育的智利学生运动，以及印度的反腐败运动。短片最后表达了在全球开展一场统一运动的愿景，并号召：“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

一方面，由于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以及引发并促成此次经济危机的全球组织网络——诸如跨国银行、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将人们联系在了一起，上述斗争事件清晰地呈现出全球导向和全球关联。这些短小视频中高呼口号的人群表达了地方议题与全球目标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作为“全球行动”的组成部分，西班牙、智利、希腊和印度的运动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以民族国家为目标，即便与全球行动相联系，它们也还是对其他国家针对政府的诉求伸张活动缺乏兴趣。所谓全球同步进行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最终只是呈现为彼此存在联系而有所分别、不断加剧扩散的斗争热潮的相互交会。尽管策略、口号、身份以及运动所呈现的整体结构得到了快速传播，但这些国家所开展的社会运动依然植根于自身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土壤，而与威权统治的埃及、媒体泛滥的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印度以及政治关系复杂的欧盟有所不同。我们需要更多的资讯才能了解其间的相似、不同与交汇。

如果将21世纪初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我们将从中获得何种启示呢？由于缺少全世界社会运动的综合编目，我们只能借由成立于20世纪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来感受社会运动的发展（在此提醒一声——尽管乏味却十分必要：社会运动不等同于社会运动组织）。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是以每年新增2—3个的速度增长；到了90年代，是以每年新增5—6个的速度增长；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增长速度已达至每年30有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新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回升至每年新增近4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所下降，但在战后数量激增，从每年新增80—90个，到20世纪80年代每年新增超过100个。战争期间的资源匮乏以及日常生活的混乱令社会运动的动员和组织尤为困难，由此不难理解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何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幅下降。此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持续增加：从1996年的15108个上升至2007年的21443个，平均每年新增500个组织（Boli & Thomas 1997：176；有关1900—2000年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统计，参见Albrow & Glasius 2008；Anheier & Themudo 2002：194）。

这些证据表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诸如国际联盟、国际劳工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quasi-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创立有着惊人的关联性。波利（Boli）和托马斯（Thomas）的研究表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政府间组织的创立之间存在着每年均为0.83的关联度（Boli & Thomas 1997：178）。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前文所述之全球化的发展在时间上基本吻合。

杰姬·史密斯的研究范围更为狭窄——对我们的研究也更为有益。她对“为推动某类社会或政治变革而特别组建”、协会成员至少分布在三个国家的“独立非政府协会”进行了调查。史密斯精细地统计了这些跨国协会在1973—2003年间的数量变化（而不仅仅是新成立协会的数量）。表5.3便是她有关跨国社会运动组织（TSMOs）的统计。

在1973—1993年间，协会数量大约每十年翻一番；在1993—2003年间，协会数量依然持续增长，并在2003—2013年间翻了近一番。从史密斯的编目中可以看出，这些协会大多关注人权和环境问题，和平、妇女权利、发展、全球正义、种族自决或右翼主张尚属其次。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问题日显突出，以往专注于种族议题的组织在数量上有所下降，而那些专注于经济议题的组织则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泛泛称作反全球化的运动所吸引，它们也常常与专注于人权、环境和其他国际社会运动诉求目标的组织结为同盟。

正如眼前的数据所显示的，国际社会运动的组织基础几乎紧随着国际联系的扩大而扩大（同时参见Keck & Sikkink 2000）。然而，这种扩大也同时再现了不平等。目前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大多将其总部——不成比例地——集中于主要决策机构所在的城市和国家，甚至其会议地点也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家：在国际组织召开的所有会议中，48.5%的会议是在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奥地利、瑞士或比利时召开（Albrow & Glasius 2008）。会议地点如是分布无疑更加有利于这些国家的诉求者。

唉，长远看来，我们不能将社会运动组织——国际组织或其他组织——的发展视为社会运动行动、斗争剧目和WUNC展示的发展。全球峰会以及“全球行动日”的诸多抗议活动为我们理解21世纪社会运动的动员方式提供了若干线索。

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发生了针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但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抗议却是始于1999年“西雅图战役”之前的数次国际金融峰会；其中较为重大的会议包括（编目中的数字为抗议人数）：

1998年5月16—20日：G8峰会（英国伯明翰）和WTO部长级会议（瑞士日内瓦），2000—3000；

1999年6月18日：G8峰会（德国科隆），800—1000；

1999年11月30日：WTO部长级会议（美国西雅图），50000—70000；

2000年9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峰会（捷克布拉格），12000；

2001年7月18—22日：G8峰会（意大利热那亚），50000—60000；

2007年6月2日：G8峰会（德国罗斯托克），80000；

2010年6月25—26日：G20峰会（加拿大多伦多），10000；

2017年7月7—8日：G20峰会（德国汉堡），100000；

峰会抗议活动主要由国际抗议组织网络中的行动者协调开展，这些行动者与活跃于地方的行动者合作提供运动所需的法律服务、培训以及通信设施；其间的交流通常通过“交流中心”（convergence centers）完成，后者为协调示威活动、运行独立媒体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同时也为示威者提供住宿、急救和法律援助。示威者常常与全球峰会针锋相对地举办“反峰会”（countersummit），让公众有机会对全球峰会所讨论的议题、参与国及其政策进行批评。

峰会抗议活动对其抗议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在民众中的印象均产生了实际影响。《年鉴》对此评论道：

一名记者将1999年末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称为“跌落云端”。WTO在此后的2000年进入“康复”期——或者不客气地说——“瘫痪”期。1999年会议所暴露的诸多引人注目的复杂问题几乎无一得到解决。发展中国家要求扩大自己在WTO的影响，它们因此与发达国家继续摩擦；几个经济大国——尤其是欧盟、日本和美国——始终无法就提议中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的时间和议程达成一致；至于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坚决消除WTO在劳工标准和环境上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正是WTO的政策导致了许多国家的日益贫穷——而非摆脱贫穷。

（Annual Register 2000：385—386）

无独有偶，2003年9月，各国贸易代表齐聚墨西哥坎昆商讨国际粮食贸易政策。观察家们注意到，由发展中国家中的粮食出口国组成的21国集团与会场外的街头示威者形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联盟，其声势令大量补贴本国农民的欧盟和美国不敢小觑（Becker 2003）。坎昆会议的WTO协议草案对21国集团及其街头支持者仅仅作出微不足道——几乎是文字上——的让步（Thompson 2003），21国集团因此退出会议以示对富国提案的抗议，坎昆会议就此宣告失败。我们应当更加细致地分析在开展此类行动期间，这些活动对WTO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至少就最低程度而言，国际行动者的组织网络成功引发了公众对于WTO行为的讨论。

自成功发动“西雅图战役”和坎昆抗议活动以来，峰会抗议活动在其动员规模上有所缩小。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运动行动者对此类活动批评不断，认为成本高昂、参与者有限、大量工作用于应付警察而令抗议活动偏离主旨；与峰会抗议活动相比，行动者们更加强调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展开抗议活动的重要性。伴随着全球峰会的日益盛行，由地区性组织进行动员而在全球协调同步开展的抗议活动应运而生。

全球行动日的行动主要是在行动者相对能够自主的区域协调同步组织会议、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些行动由地方、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运动组织的行动者动员。伴随着全球正义运动的到来，全球行动日的活动开始日益频繁，有时同一天有100多个城市同时举行抗议活动。

在2003年美国即将对伊拉克发动攻击之际，行动者们在全球600多个城市的同一个周末开展了反战示威活动；其斗争实践再经由正式和非正式的行动者组织的传播而日益为专注于其他社会运动议题的行动者们所知晓。不过，也正是在2003年之后，全球行动日的规模便开始萎缩。表5.4汇聚了2018年4月的全球行动日事件。

表5.4仅列举了少量事例，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行动日所涉及的议题、提出的目标、具有的动因以及呈现的规模各不相同、多种多样。尽管相似的网站可以将不同的行动者汇集在一起，但与每一个行动者直接关联的是不同的组织网络、组织方式以及动员规模。例如，与保护库尔德城市不受土耳其政府破坏的行动相比，“地球日”的目标和参与范围更加宽广。不过，仅仅检视全球行动日尚不足以断定这类国际协调同步开展的行动，是否在所有社会运动的斗争形式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比重。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断定在分布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同步开展行动，已成为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社会运动行动者的一种斗争策略。

国际组织网络的日益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运动斗争目标及其诉求者的国际化，对此我们不应混淆。即使运动的参与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是全球社会运动中的一分子，越来越了解到不同的议题、不同的运动之间存在关联，这些参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是在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内针对国家或地区层面的目标进行动员。道格·伊米格（Doug Imig）、西德尼·塔罗以及玛丽亚·特利弗（Maria Trif）围绕国际化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极为精细的研究，特别是对1984—1997年间欧盟范围内斗争事件的国际化进行了分析。他们查阅路透社在线新闻，从中找出与本书第二章所述群体性斗争事件大致相同的“斗争事件”，进而探寻这些事件是否包含：（1）诉求者之间的跨国合作，和/或（2）直接指向欧盟或欧盟机构的诉求目标。在伊米格和塔罗的9872起斗争事件编目中，仅有490起事件——即5%——直接针对欧盟提出诉求（Imig &Tarrow 2001：32—34），而在此490起事件中，仅有84起包含了国际合作；另外406起事件虽是向欧盟提出诉求，但诉求者仅局限于本国范围内，主要诉求对象也仅局限于本国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在1994—1997年间，诉求目标直接指向欧盟的斗争事件的占比从5%陡然上升到30%。不过，到了2002年，特利弗和伊米格的后续研究表明，该年度欧洲的斗争事件有20%包含了跨国合作，但仅有5%将诉求目标直接指向欧盟机构（Trif & Imig 2003）。多纳泰拉·黛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和曼纽拉·凯亚尼（Manuela Caiani）基于报纸所提供的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过，在对欧洲的行动者进行了348次访谈之后，他们提出了一种主张，即欧洲的社会运动通过在欧洲建构组织网络并基于欧洲人的身份设定诉求而实现了社会运动的欧洲化（Porta &Caiani 2007）。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一种相当有分寸（modest）的国际化浮现在欧洲的社会运动中。

我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预测事件的发展。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即国际诉求和国际诉求者的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得以延伸至21世纪，那么我们可以预测社会运动将实现全面的国际化（例如，参见Bennett 2003；della Porta & Caiani 2007；Smith 2002）。对于上述预测，大量的事例——特别是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反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动员——可资佐证。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伊米格和塔罗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末的欧洲国家，大部分的社会运动依然发生在本国，其诉求也大多依然直接针对本国的目标。此外，诸如“大赦2000”之类的国际组织网络尽管在以往的运动中——包括电子请愿和组成人链——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国际组织也渐次分裂或逐渐萎缩。与之相反，总体看来，设立在主要国家权力中心的非政府组织倒是更为持久（Anheier & Themudo 2002）。由于西欧和北美依然保持着这样的权力地位，也由于唯有西欧和北美的行动者——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行动者——更加热衷于投身国际社会运动，因此，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霍华德·莱因戈尔德和兰斯·贝内特对通过数字化媒介开展社会运动进行了描绘，如果他们的描绘是正确的，支持民主的人们倒还真需要为眼下这种不完全的国际化感到庆幸。尽管像国际农民运动中“农民之路”等成功的草根组织给人以这方面的希望，但无论是“脸书”还是保持着微弱联系的网络都不具有为伸张诉求而持续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此前数百年的历史已阐明这种持续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一直与社会运动的斗争剧目相伴随。电子技术有助于实现数百万人的瞬时动员（quick mobilization）——反对八国集团或反对麦当劳的汉堡包，有助于提升诉求目标在公共联系中的感光度，并鼓舞大众捍卫这些诉求；但是，数字化媒介显然没有赋予普通民众决策话语权。印度的行动者兼分析家（activist-analyst）尼拉·钱德霍克（Neera Chandhoke）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威胁深感忧虑：一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规避民主义务方面，其程度将与WTO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相上下；二是北半球的社会运动组织及其行动者将支配国际性的诉求伸张活动，从而损害相对贫穷和缺乏联系国家的组织和人民；三是老练的政治企业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裂隙将进一步加剧。

我们有理由感到不安，因为许多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领导层看起来都是自我任命，而且无须对其成员负责。领导层中的许多人工作消极，其活动仅限于签署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的请愿书。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在诸如人潮汹涌的反对WTO的示威游行和诸如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等相关活动之间，是非政府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在上下其手。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示威参与者所打出的政治纲领或政治议程是不知何时何处早已拟好的。很难说这就是民主，也算不上是什么政治，它让参与散发出官僚主义的气味，甚至把人民糟蹋成为既定决策的消费者。

（Chandhoke 2002：48）

也许，社会运动正在分化：一端是旧式风格的行动和组织——它们围绕着决策权持续开展政治参与；另一端是跨越洲际的壮观却具有临时性的联系——专业组织和政治企业家在其中穿针引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得好好思考这种分化将给民主造成怎样的影响。纵观整个社会运动史，社会运动的忠实伴侣正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