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何以发生？
概括地说，倘若当前的非民主政权发生了以下四个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es），就为建立国民与政府之间常规化和无条件的关系、相对宽泛和平等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者有拘束力的协商、保护政治参与者——尤其是易受侵害的少数人——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侵害创造了条件。这四个社会过程具体包括：
1.潜在的公共政治参与者人数出现增长，和/或他们之间的联系增进，不论这种增长与增进是如何发生的；
2.他们实现了资源和联系上的平等化，不论这种平等化是如何发生的；
3.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影响；
4.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
上述每一个过程都不足以构成民主化，但这些过程相互结合、共同推动了民主化的发生；如果这些过程同时发生，情况尤其如此。以下对这四个过程依次予以分析。
1.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增进。当统治者组成一个通过庇护、出售国有资源、和/或以粗暴武力进行统治的狭小精英团体时，民主很难兴盛起来。但是，一旦面临诸如抵御共同敌人、加大对战争或公共事业资源的投入、统治阶级内部人口增长、传媒和通信范围拓展，以及出现将受排斥政党包容于体制之中的强烈呼声等情况，统治者就有可能扩大公共政治的参与范围。颇为讽刺的是，当上述情况发生时，一部分人被新增纳入公共政治这一事实反而进一步凸显了与之存在社会关联而未被纳入公共政治的群体，因为后者将日益强烈地要求自己同样被公共政治所接受。
正如前文所述，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法》就推动了这种增长，这部法律将商人、小业主和雇主拉入统治联盟，而将支持议会改革运动的普通工人排斥在外。我们也同样看到，人民宪章运动如何在推动这种增长的同时走到了尽头，它在议会中的盟友在1830—1832年支持改革的动员活动中获得权力，但接下来却通过《济贫法》管制穷人并否认工人的政治权利。
2.潜在政治参与者资源和联系上的平等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诸如性别、宗教、种族等类别的不平等总体上有所减少，平等化的趋向便能削弱政府对于某些类别国民的歧视，从而促使这些类别的国民广泛和平等地投身于公共政治。就此而言，平等化推进了公民权和对公民的保护。这里所说的资源和联系通常由收入、财产和血缘产生，也包括由文化程度、可资利用的传媒和通信工具以及某些组织的成员身份所形成的资源和联系。当这些资源和联系中的任何一项实现跨国民类别的平等时，也就推动了民主参与。
同时，潜在政治参与者资源和联系上的平等化将进一步推动政治竞争和政治联合；而在政治竞争与政治联合的共同作用下，非普遍的成员资格准入（communal memberships）制度和庇护—扈从制度将进一步消弭，从而推动形成无条件地将公众与政府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方面的例子最明显莫过于依法产生选民；在社团许可、集会授权、示威管辖、院外游说登记等方面也有类似的对不同国民类别一视同仁的法律规定。
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造就了法律上的国民类别而非对不同的国民类别设置不同的制度规范，人们由此被鼓励立足于他们与享有权利的国民类别的无差异性——而非自身弥足珍贵、与众不同的特性——群体性地争取权利。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国家为争取女性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妇女们常常论及一点，即所有支持男性应当享有选举和担任公职权利的规则和理由，都不足以为排斥女性享有同等权利提供理性支撑。为支持同性恋文化，性少数群体运动坚持认为他们遭受了与以往受排斥的少数群体相同的政治处境，并要求获得与其他群体相同的政治权利，例如结婚等。
此外，政治竞争与政治联合的确立，有助于杜绝人们借助除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无条件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外的方式，试图控制政府行为、资源和人事；赤裸裸地利用个人关系或是粗暴地采用强力均构成腐败。英国统治阶级范围的扩大以及部分地实现平等，最终为新精英阶层中的议异人士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其得以补充加入受排斥的群体，以共同对抗旧的地主阶级。
3.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不过，民主化并不取决于物质条件的高度均等，诚如当今世界部分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证实的，这些国家存在广泛的物质不平等。在民主化的漫长进程中，设置屏障将源于种族、性别、宗教、阶级以及区域的不平等隔绝在公共政治之外，其所发挥的作用远比颁行任何一道法令重要。这些屏障将阻绝国民类别之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直接转化成为公共政治的不平等；相关举措包括建立无记名投票制度以及创建不分性别、种族、阶级的政党联盟。诸如此类的屏障有助于在公共政治领域促成一个相对自治的空间，从而使得宽泛、平等、有约束力的协商和保护有机会得到增长。尽管19世纪美国拥有权势的男性白人蛮横地将妇女和黑人排斥在公共政治之外，但其所采用的严格地域代表制、所形成的政治派系的大融合、所出现的向边疆迁徙的风潮均阻挡了男性白人之间的类别差异直接转化进入公共政治领域。
形成具有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的政治单位和选区——尽管存在居住隔离以及政党依据自身利益划分选区等问题——同样有助于阻碍国民类别的不平等被直接转化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当选的政治人物明显地青睐于一小部分国民群体，这在政治上是极具风险的。我们看到英国颇具代表性地呈现了上述效果：基于地域分配议会议席——而非任由封建贵族和主教迫使国王倾听其抱怨、条件和要求——的民主形式既让不享有投票权的国民有机会表达诉求，同时也让议会议员有机会为争取公众支持而为不同的主张发声。英国议会在18世纪获得了原属于王权和大贵族的一部分权力（民主化再次未能取得全面胜利），地域代表制在阻挡社会不平等向公共政治领域转化方面的作用因此得以增强。同样，国民广泛分担陪审团义务、兵役义务、教育义务和公共建设义务虽并不需要源于民主实践，却也阻挡了既有社会不平等向公共政治领域的直接转化，并因此不断累积，推动了民主化的发展。
4.信任网络与民主化。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信任网络的角色更为微妙，但其作用丝毫不弱。许多民主理论的论述者都注意到了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对于民主化的重要影响（Buchan，Croson &Dawes 2002；Edwards，Foley & Diani 2001；Hardin 2006；Jamal 2007；Landa 1994；Levi & Stoker 2000；Seligman 1997；Tilly 2005；Uslaner 2002；Warren 1999）。所谓信任，是指有意识地将宝贵的未来置于他人不当行为的风险之中；所谓风险，是威胁乘以不确定性。人们常常需要面对短时间的风险而无须建立与之相应对的社会结构：独自越过汹涌的河流、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酒后驾驶或巨额赌博。然而，当面临诸如扩大生产、同居、投资、移民或涉足农业生产等长期风险时，人们通常将这些风险嵌入持久、稳固的社会组织的运作之中。人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信任他人——依托自己无从掌控的他人行为以降低这种威胁和/或不确定性。由此所形成的与他人的关系构成了信任网络。
当人们投身于存有风险、成效取决于他人的长期而重要事业时，通常将此事业嵌入某种人际网络之中——该网络的成员有强烈动机实现并鼓励他人实现承诺。这种人际网络往往共担风险，并为运气不佳的成员提供援助；它们往往运转良好，其原因就在于网络成员广泛分享彼此之间以及有关社会环境的信息，在于网络成员中任何双方的交互行为都会受到第三方的监控，在于网络中不守承诺的成员一旦被网络排斥在外便将遭受严重损害。贸易离散社群、信用社（rotating credit circles）、技工同业公会、行业协会、宗族组织、庇护—扈从链以及宗教教派均显现了信任网络的诸多特性。这些组织网络能够轻而易举地相互协作，对工作、社区和私人生活中孳生不平等的机制进行遏制（Tilly 1998）。
纵观人类大部分历史，信任网络成员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免遭受政府干预。他们害怕政府机构削弱他们的力量，或是将他们置于不利的境地。若不能完全逃脱政府干预，信任网络中的强势成员便采用诸如潜规则（indirect rule）等手段规避政府的部分干预。相对弱势的成员也会颇具特色地采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2]——隐藏、拖延、暗中破坏等。然而，民主化需要信任作出两方面的转变：一是在政治舞台上，公民充分信任政府的协商和保护机构，从而耐心等待以便走出短期的劣势，而不至于立即转而采用非政府的手段扭转劣势；二是公民将有风险的长期事业构筑在如下假定基础之上，即政府能够持续并最终兑现承诺。这两方面的转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十分罕见。当前任何一个非民主政权若要实现上述两点都面临着重重障碍。
当信任极为罕见地实现上述转变时，信任网络将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融入公共政治之中：（1）瓦解与公共政治有效隔绝的信任网络，例如，地方上的庇护人不再有能力为其扈从提供资助和武装；（2）在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形成有拘束力的委托机制，例如，政府建立福利机构而公民也开始依赖这些机构降低自身的长期风险；（3）主要的政治行为体与其成员或委托人之间建立类似的委托机制，例如，法律批准工会为工人养老基金的法定管理者。1848年的瑞士为我们提供了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的生动事例：内战后的和平协定让瑞士人口中的各个部分较以往有更多的机会与全国性政府相联系并从中获得救济。
我们如何基于上述四个社会过程对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之后的部分民主化进程作出解释呢？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增进、潜在政治参与者资源和联系的平等化、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之中等社会过程对英国的民主化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作为民主化的起因，这四个过程各自发挥的作用并不均等。在经历了封建时期以及此后的重商主义发展之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极大促进了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和联系增进（Tilly 1995：chap.2）。尽管英国国内的物质不平等不断加剧，但集中式车间、城镇化、传媒以及国内贸易的加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资源和联系，并因此推动了潜在政治参与者资源和联系的平等化。与主要依赖地方上的地主、牧师、小领主以及其他庇护人介入公共政治不同，英国议会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强化，从而部分地将公共政治与既有的社会不平等隔绝开。最后，无产者、工薪阶层和城市工人阶级快速成长，纳税和兵役义务大幅扩大，这一发展削弱了相互分割的地方性旧有信任网络，促使英国国民与全国性政府建立直接联系。
上述四个过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哈萨克斯坦的民主化仍然道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族裔的离去减弱了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和联系，增强了少数特权阶层与其他国民的新的不平等；哈萨克族与其他族裔的差异性日益尖锐地进入公共政治领域；除哈萨克特权精英之外的所有人都越来越热衷于保护自己的信任网络免受公共政治的干预。唯有将上述所有过程来一个大颠倒，哈萨克斯坦才能真正开始其民主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