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的未来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Phoenix）位于索诺兰沙漠（Sonoran Desert），那里的气温可以升至120华氏度（49摄氏度）。按照美国人口普查的说法，凤凰城的居民超过100万，其中41%的人口认为自己是西班牙裔。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接壤，因而在移民和非美国公民的权利问题上持续面临压力。2004年，亚利桑那州通过了第200号法案，限制不持有效移民证件的无证移民获得该州居民所能享有的社会福利；次年，一个名为“民兵计划”（Minuteman Project）的组织征募了所谓“热心公民”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武装巡逻，监控并阻止非法移民入境美国（Castañeda 2006，2019；Shapira 2013）。2006年，部分国会议员提出法律提案要求限缩无证移民获得社会服务与社会援助的权利，并要求将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和协助的行为定为犯罪。针对上述提案，全美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权利游行示威活动（Voss & Bloemraad 2011；Zepeda-Millán 2017）。
凤凰城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其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983403人增加到2007年的1552259人。不过，2007年开始出现经济衰退，凤凰城在2007—2008年间房产价值下跌超过30%，成了全美有记录房产跌幅最大的地区（Florida 2009）。失业人数增加、人口增幅下降，移民及其所引发的矛盾日益凸显。2008年，民主党籍州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签署实施亚利桑那州雇主制裁法（State Employer Sanctions Law），该法授权对雇用无证移民的雇主进行处罚。与此同时，该州的一名警长[1]乔·阿帕约（Joe Arpaio）增加了针对拉丁裔社区的突击检查，并以自由裁量权任意扣押和驱逐无证移民。2010年3月27日，当地一名牧场主在美墨边境附近遭人杀害，这一事件加剧了因无证移民问题而引发的紧张，尽管并未找到杀人嫌犯，但公众却纷纷将矛头指向无证移民或贩运毒品的走私者。
就联邦政府而言，共和党指责奥巴马政府在移民执法方面太过“软弱”。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共和党籍的新任亚利桑那州州长简·布鲁尔（Jan Brewer，2009—2015年任职）在2010年签署了第SB1070号法案，授权警察拦截并盘问任何疑似无证移民之人：警察因此有权对非法居住在美国打零工的劳工实施拘捕，而被认为未能积极执行移民法的警察部门则可能遭到起诉。
自第SB1070号法案于4月初被提出直至2010年7月生效，这部法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不断在凤凰城的议会大楼外举行集会，在凤凰城的街道上游行示威，并不时相互对峙，隔着警察划出的警戒线互喊口号。反对法案的示威者高喊：“我们有反对的权利！”支持法案的示威者大声回呛：“不，你们没有！”（Daly 2010）。反对者同时喊出了奇卡诺民权运动[2]（Chicano civil rights）领袖多洛雷斯·韦尔塔（Dolores Huerta）和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的口号：“是的，我们可以！”（Si，se puede）将西班牙语运用于口号和标语中具有特别的意味，它既表达了示威者要求社会更加包容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存在于示威者与美国长期以来拉丁裔和移民权利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一些示威者将自己捆绑在凤凰城议会大楼的门上，并因此遭到逮捕（Lemons 2010）。凤凰城太阳队的篮球队员们穿上印着“拉丁太阳队”（Los Suns）的球衣，并表明此举旨在“向拉丁裔社区、向球队的种族多样性、向亚利桑那州和我们的国家致敬”（Kerby 2010）。也有一些示威者呼吁对亚利桑那州进行抵制，要求人们不再购买该州商品或服务，并不再前往该州。这一抵制倡议得到了美国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个人以及组织的响应（AZ Central.com 2010）。与“联合抵制”（boycott）针锋相对，法案的支持者们组织了“反抵制购买”（buycott）运动以鼓励人们购买亚利桑那州的产品（Freedom's Wings 2010）。
就在签署通过第SB1070号法案一个月之后，超过十万人参与了反对这部法案的游行活动（Flaherty 2010）。《亚利桑那共和报》报道称：“人们敲着鼓、喊着口号、唱着歌、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路行进着前往议会大楼，示威活动的组织者穿插在人群中，一路捡着垃圾，给游行的人们提供饮水。”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亚利桑那州的茶党在当地体育馆组织了名为“凤凰崛起”（Phoenix Rising）的集会以支持该法案。作为主讲人之一，以有争议的方式搜查移民社区而闻名的警长乔·阿帕约向集会人群喊话，称第SB1070号法案正式生效的7月29日是“神奇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排除了任何法律上的羁绊而使其得以生效，这一天也是我执行这部法律的开始”。集会的人们爆发出“乔！乔！乔！”的欢呼，欢声雷动、群情激昂。作为集会的组织者，宾夕法尼亚州美国人民之声（Voice of the People USA）的负责人丹尼尔·史密里格里奥（Daniel Smeriglio）向参与集会的群众表示感谢。作为一种WUNC展示，他说：“我知道热度是一股威慑的力量，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谈及您的所作所为并坚定地与您站在一起。您代表了美国最好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站在这里”（Sexton，Madrid，and Gardiner 2010）。
几个月之后，兰迪·利弗（Randy Leever）对亚利桑那州靠近美墨边境的一个小镇帕洛米纳斯（Palominas）所举行的反移民集会进行了描述。据称，当时有大约500—800名持保守立场的美国人聚集在15英尺高的边界围栏一侧，围栏上贴着数以百计的小型美国国旗和含有民族主义主张的标语（Cooper 2010；Leever in Chron.com 2010）。这场集会是在义务监控边境的美国边境巡逻组织（American Border Patrol）主席格伦·斯宾塞（Glenn Spencer）的地盘上举行，这块地的一侧便是美墨边界的这段围栏。这场集会得到“边境团结联合会暨团结代表美国人民”（The United Border Coalition/United We Stand for Americans）以及“茶党国家”（Tea Party Nation）等组织的策划和赞助，并吸引了诸如联合提出第SB1070号法案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拉塞尔·皮尔斯（Russell Pearce）、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政治新星约翰·海沃斯（J.D.Hayworth）以及最受人欢迎的乔·阿帕约警长等知名人士的参与。利弗写道：
每当这些发言者讲出最引人注目的要点时，集会的人群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喝彩。许多人在边境围栏边站成一排，一边挥舞美国国旗一边高呼“美国，美国，美国”。
（Leever in Chron.com 2010）
尽管这场边境集会引发了广泛关注，但大多数针对亚利桑那州移民法的游行和集会活动还是在该州议会——即国家权力的所在地——举行。即便在法案通过一年之后，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依然在议会大楼外举行游行和集会活动，双方甚至常常在同一时间举行活动。2011年4月22日，数百名法案的反对者和数十名支持者在议会大楼外聚集，双方互呛口号并试图向当局和公众宣传他们的立场（Cone Sexton 2011）。
对2010年春夏之际的美国国内和国际新闻稍加留意，就不难理解亚利桑那州以及随后在阿拉巴马州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抗议事件。北美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轻而易举地判断出：这是街头示威活动——一种对政治议题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标准手段。在亚利桑那州的抗议事件中，示威活动和反示威活动分别表达了对一部将使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变得更加困难的法律的反对和支持。就在亚利桑那州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或在体育馆和广场举行集会时，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发生数以百计的街头示威和游行活动——其中一些出于对移民和人权议题的关注，而更多的是着眼于示威者所在当地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21世纪初期的街头示威活动看起来就如同一把多功能的政治工具：就其短期效益而言，似乎不如收买议员或发动军事政变来得生猛，但是，在民主和半民主的政权体系中，示威不失为表达民意的有效手段，是选举、民意调查和公民信访（letter writing）的有益补充。
正如亚利桑那州的事件所显示的，21世纪的示威活动呈现出两大重要变化：一是示威者聚集在凤凰城议会大楼外，在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通过演讲和行动展示其集体秉持的信念；二是示威者沿着公共道路行进，以行进而非聚集的方式展示其对于信念所作出的奉献。当然，这两点变化常常合二为一：行动者可以行进至一个集会场地，或是由不同地点沿着不同路线汇聚到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此类场所包括华盛顿国家广场、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开罗解放广场），汇聚之后再次举行游行。一个日趋增多的现象是反示威者会跳出来鼓吹相反的主张并对示威者正在伸张的诉求发起挑战。警察或军队要么沿着游行队伍进行部署，要么将集会场地团团包围；有时会刻意将示威者和反示威者隔开，并阻止示威者接近重要场所、建筑物、纪念碑或人群。路人或旁观者往往对示威者所提出的诉求表示赞成或反对，并可能在随后的午餐闲谈中或是以在线方式加以讨论。
在5月29日的ArizonaCentral.com网站上，围绕着亚利桑那州的反移民法抗议活动有数百条评论。一名自称“愤世嫉俗先生”（Mr.Cynic）的网民写道：
不管参与游行的示威者数量如何，事实仍然是60%的公众支持这部法律。反对这部法律的人只占少数，即便有人从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州赶来支援也无济于事。奥巴马应当解雇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并将其打发到法院任职，而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则对他想要的一切喋喋不休。[3]这些从长远看来都无关紧要，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仍然是大多数人。
尽管对示威者们大加挞伐，“愤世嫉俗先生”还是清楚地知道示威者们展示了价值、团结、规模和奉献。为了贬低和削弱这种展示，这位“愤世嫉俗先生”试图让人相信示威者们既没有价值也缺乏团结或奉献。围绕社会运动的合法性而展开的争论将对公共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感谢第SB1070号法案的反对者们基于法律提出种种质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2年6月25日推翻了该法四项中的三项规定，它们是：要求合法移民必须随时随地携带所有相关文件；允许州警对任何被怀疑为非法移民的人实施逮捕；以及将非法移民在该州寻找工作或为其提供工作的行为定为犯罪。
2017年7月31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苏珊·里奇·博尔顿（Susan Ritchie Bolton）在一项判决中裁定前警长乔·阿帕约犯有藐视法律罪（Cassidy 2017），并宣布将于2017年10月5日对其定罪量刑。这不失为移民权利运动的一场胜利，直至特朗普总统宣布特赦乔·阿帕约（Hirschfeld Davis & Haberman 2017）。亚利桑那州的这一事件揭示了美国州及地方法律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显示了社会运动的动员活动如何在一个层面创造变化而在另一个层面铩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