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对运动的影响

毫无疑问，在高科技得以运行的世界，国际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已将电子通信技术广泛运用于社会运动的斗争表演中。网站、在线请愿、电子讨论表、私人电子信件以及借助移动电话和便携收音机所开展的地方性合作既加快了社会运动的沟通速度，又扩大了任何一个个体所能联系的范围。当然，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在社会运动的实践中引入电子技术是否与以往引入诸如电话、电视和长途汽车等通信和运输技术相比会导致社会运动发生更加迅速和更加广泛的转型？这种转型是否在行动者中产生了新的关系类型？运动、斗争剧目和WUNC展示的特性是否有比以往更加显著的改变？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电子传媒对国际社会运动的影响（Bennett 2003；della Porta，Andretta，Mosca，and Reiter 2006；della Porta and Caiani 2007；Diani 2001，2003；Earl and Kimport 2011；Juris 2008；Tarrow 2005）。兰斯·贝内特（Lance Bennett）格外深思熟虑和相当稳健地探讨了这一议题（Bennett 2003）。贝内特认为，电子传媒正通过一些重要途径改变国际社会运动。包括：

·电子通信技术让结构松散的组织网络——而非早期社会运动的相对密集型组织网络——对于行动者开展沟通和合作更为至关重要；

·电子通信技术将地方性议题纳入更大范围的运动议程中，从而削弱了地方行动者对整个运动的认同；

·电子通信技术降低了意识形态对个体参与社会运动的影响；

·电子通信技术削弱了——作为社会运动基础的、具有边界和持久性的、拥有丰富资源的——地方和国家组织的相对重要性；

·电子通信技术为社会运动中资源匮乏的组织提供了策略优势（strategic advantages）；

·电子通信技术有助于即时调整目标，从而有利于创建长期和持久的运动（如反对财政紧缩或旨在保护环境）；

·电子通信技术将面对面的社会运动表演与虚拟世界的斗争表演结合在了一起。

贝内特等研究者的结论是，这些变化反过来使社会运动愈来愈难以开展合作、实施内部控制以及有所承诺和奉献。

基于手机社交应用程序越来越多地为社会运动组织所使用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对贝内特所谈及的上述问题具体地予以分析。在2011年埃及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前期动员阶段，行动者们通过“脸书”建立了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1]的群组，该群组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成员。尽管这些“成员”可以收发信息、网上请愿、了解本地所发生的事项，但这些在线活动并不必然与现场参与、持续参与以及形成集体行动策略相呼应。

尽管贝内特没有说，但他所描绘的趋势已趋于成为事实。反思通信技术在社会关系以及以往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我们应当对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保持怀疑。电子技术所具有的任何影响都会因为其使用者的既有文化、实践活动、技能以及组织活动的调节而发生变化（Garrett and Edwards 2007）。诸如此类的变化与贝内特的观察极其相似，它们很少源于电子技术的应用，而更多源于行动者所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Diani 2001；DiMaggio，Hargittai，Neuman & Robinson 2001；Sassen 2002；Tarrow 2005；Wellman 2000，2001a，2001b）。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国际组织大量扩展，跨国公司和金融网络日益凸显，大多数国家控制货物、人员、资本或非法贸易的能力逐渐衰退，以及社会运动围绕相似的诉求目标所开展的沟通不断扩展，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贝内特所说的变化。它们向社会运动的行动者提出了挑战，激励着作为社会运动动员基础的新政治圈子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