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何处、何时、为什么？
就社会运动的形成条件和形成原因而言，19世纪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的运动实践给了我们哪些新的认识呢？确实是相当多。其中最明显的是，其运动简史显示了19世纪的社会运动从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文化中汲取了养分：从既有的组织和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新的内涵的歌曲、口号、象征物、装束和标志。综合考察上述四个国家，其专项协会、公共集会和示威活动最终合流成为一体，但其中依然延续着某种差异令社会运动的运动、社会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固着于自身背景，并令本地的观众一目了然。就此而言，社会运动的模块化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尽管示威活动或专项协会的整体表现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轻易改观，但其可辨识的地方文化特色却是保持不变的。
在上述四个国家中，社会运动斗争剧目的转变对大众政治中的群众参与具有深远意义。随着普通民众转向新的诉求形式，也随着政府日益严厉地打压旧的诉求形式，诸如劫掠屋舍、当众羞辱（shaming ceremonies）、强迫表态（forced illuminations）、动用私刑（direct attacks on malefactors）等旧的斗争形式很快衰落了。这一变化绝对无法从斗争剧目所能取得的效果角度加以理解：尽管旧剧目的直接行动很少能够促成国家层面的政治变革，却往往能够迅速而果断地解决地方事务。北美、比利时、法国和英伦岛上的普通民众就此失去了他们珍爱并公认有效的报复、施压、祈愿、威胁等传统的诉求伸张手段。
此外，就人口结构而言，与政治企业家和专项协会缺乏联系的那部分人也部分地丧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例如，在宪章运动之前，英国的无地农民至少可以通过公开羞辱、向领主请愿、集体破坏农械和协同怠工等方式向农场主和地方当局施加群体性压力；可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爆发宪章运动时，可资利用的手段已减少到只能偶尔纵火、偷猎和暗中伤害牲畜（Archer 1990）。之所以有此变化，是因为宪章运动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工匠和技术工人，而不是无地农民。社会运动斗争形式的转变极大降低了群体性诉求伸张活动对于人身和财物的暴力侵害。此后，社会运动的大多数公开表演都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即使发生了诸如警察与示威者相互扭打等事件，其程度也远逊于旧的斗争形式。
为什么会有此变化呢？总体说来，议会化有力地推动了上述四国社会运动的形成。请记住议会化的两个主要成分：（1）在诸如征税、宣战、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行为方面强化了代议机构的绝对权力；（2）在同世袭君主、大庇护人（great patrons）、牧师和地方权贵的关系方面强化了代议机构的相对权力。
上述四个国家的议会均为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当然，并非所有的议会都是如此。实际上，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前的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尽管非常接近于国家议会——所代表的显然不是法国，而是法国的三个主要等级：僧侣、贵族和市民。直到1789年和1790年爆发革命，三级会议才转变成为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表全体国民的组织（Lepetit 1982，1988；Margadant 1992；Markoff 1996a；Ozouf-Marignier 1986；Schultz 1982；Tilly 1962；Woloch 1994）。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地方，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议机构让掌权者和选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空间距离趋于紧密。就此而言，议会决策所具有的绝对影响力和相对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受其影响的公民日益关注那些具有可行性和潜在价值的诉求目标，关注他们在议会中的本地代表。
此外，议会化还产生了一系列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运动的政治效果：
·削弱了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政治主要渠道的委托—庇护链（patronclient chains）的政治重要性；
·赋予了政治企业家以新的重大机遇，使其得以在成为政府官员和各种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团体之间建立暂时性的联系；
·强化了政府代表一个统一和协调的民族的主张；
·将代议机构定期举行的半公开会议转变为各地人民伸张诉求的临时场所。
在19世纪的英国、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社会运动往往成为议会讨论的焦点。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内克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群众行动”与1893年比利时议会有关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动议存在着关联。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和比利时相对集权的政权结构显然不同于英国——特别是美国——更加分权的政权结构。尽管手头资料不足以从事细致的比较，但还是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即社会运动集中爆发于拥有集权政权结构的民族国家中。就拿工人来说吧：在法国和比利时，即便是抗议私人雇主的罢工，工人也往往将权利、政策和改革的诉求直接指向国家；比利时的工人在举行总罢工时，也同样将诉求指向国家而非私人雇主。在相对分权的英国，不仅议会分担了一部分社会运动的诉求，地方政府和区域性政府亦对之有所分担。至于美国，各州乃至于各个城市的领导人均相应分担了社会运动的诉求。就此而言，国家的政权结构塑造了社会运动的行动。
补充说明一点：既有的组织形式也同样塑造了上述四个国家的社会运动。例如，在伸张公共诉求的过程中形成了美国自行车手联盟和美国人党等组织，而当社会运动组织从社会运动的动员中产生时，就会从组织环境中汲取养分。例如，美国各种宗教团体、互助协会、共济会和种族协会的复兴，就为凸显于美国社会运动中的各种联盟和联合提供了土壤；而在法国和比利时，天主教组织与反教权组织之间的对抗则更加凸显于社会运动中。随着社会运动在其他地方出现，即使是在社会运动存在紧密合作和彼此效仿的地方，也有望发现存在于地方性组织环境中的独特组织形式存在着某种相似的组织基础。社会运动是政治交互行为的复杂形式，我们不应当指望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