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的社会运动

2011年2月1日，保罗·阿马尔（Paul Amar）在在线杂志《辩证》（Jadaliyya）中写道：“开罗的‘百万人游行’标志着埃及已令人惊叹地形成了新的政治社会，”

这场运动让军队、重组后的国家安全部门与埃及的主要商业机构、国际主义领导者，以及相对新兴（或新近重组）的青年、劳工、妇女、宗教等团体的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崭新的联盟。总统穆巴拉克（Mubarak）在1月28日星期五丧失了政治权力；那天晚上，埃及军方听任穆巴拉克的执政党总部遭人纵火烧毁，同时命令向示威者发动攻击的警察部队返回驻扎地。当晚祷的钟声响起时，已没有人理会穆巴拉克的宵禁令了。显然，这个总统已有名无实。

（Amar 2011a）

抗议活动在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和经济不平等的背景下衍生。近年来，各种侵犯人权的事件以及警察的暴行在埃及营造出了令人恐惧的氛围。抗议的浪潮始于不满于工作条件和低工资的各类罢工，随后演变为抗议警察暴行的大游行。诸如“改变埃及运动”（Kefiya Movement）、“4月6日运动”（April 6 Movement）等团体通过传单和电子传媒动员民众，号召人们在1月25日“警察日”（埃及的国定假日）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随着邻国突尼斯执政数十年的独裁者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倒台，埃及人对“警察日”的抗议活动充满了期待。2011年1月25日，成千上万的埃及人聚集到开罗的解放广场以及埃及其他城市要求这位终身任职的总统下台。

抗议活动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前总统穆巴拉克和他的两个儿子被逮捕、调查和审判。一些政治犯被释放，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被取缔，许多政治人物被解职，埃及国家安全调查局被解散，而因宵禁遭受营业损失的店主们则被告知将得到补偿。埃及以全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接下来的选举时间。警察、军队、富人阶层与穆巴拉克之间的脆弱关系被彻底颠覆（Amar 2011a）。

不过，在穆巴拉克下台6个月后，人们的挫败感依然如故，社会运动的动员活动依然继续进行。尽管过渡时期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试图以延长紧急状态法的方式遏制抗议活动的蔓延，但各式各样的罢工和静坐抗议活动依然延续不断。劳工运动在各行各业蓬勃开展，要求对已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再度实行国有化。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公共广场搭建了一望无际的帐篷，行动者们在帐篷中见面会谈，要求军事法庭停止审判成千上万遭到囚禁的平民，要求政府公正地对推翻穆巴拉克运动中的遇难者家属提供安置，要求提高最低工资，要求迅速完成针对前政府官员的审判。在此过程中，新的团体得以形成，新的议题得以提出。例如，2011年3月，1000名妇女在国际妇女节当天在开罗游行，她们要求新宪法确认妇女享有选举其代表的权利；同年9月，人们举行了要求结束紧急状态法的集会，随后大约1000人游行至以色列大使馆，部分抗议者闯入使馆、销毁文件，并与保安人员发生冲突。萨拉菲派（Salafist）——即伊斯兰教的一个极端主义派别——也发起运动，他们抗议持续关押激进主义分子，要求释放参与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事件的谢赫·拉赫曼（Sheikh Omar Abdel Rahman），并对支持也门和叙利亚民主运动的外部势力表示抗议（Hisham and Halim 2011）。此外，环保主义者抗议对石油化工产业过度依赖（Eriksen 2011）；大学生要求解雇大学领导层，要求国家安全部门不得干预学院院长的选举（Al Masrya al Youm 2011）；隶属于卫生部系统的医生们发动罢工，要求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医疗卫生公共支出（Carr 2011）。2011年10月上旬，科普特正教会（Coptic Christians）的抗议者发动集会和游行，对其在埃及南部的一座教堂遭人纵火焚毁表示抗议，但随后遭到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暴力在这片弥漫着各种争议的土地上蔓延，军事管制下的人们挫败感与日俱增。

有人强调宪政改革的重要性，有人强调应当优先保障自由；有人认为提议中的改革进程适当，有人认为改革进程应当加快。尽管存在各种分歧，但整个埃及的民众显然都在以交谈、游行和集会的方式试图实现自己想要看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