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社会运动吗？
1989年威权体系下的群众动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社会运动呢？这是一个棘手而狡猾的问题。对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来说，社会运动——即我们在考察19世纪的基础上所界定的一种斗争形式——已作为一种伸张政治诉求的手段而得以广泛运用。今天的波兰或捷克共和国便是如此，我们不断地在那儿的诸如示威、新闻发布、组建致力于特定公共议题的专项协会等社会斗争剧目中看到运动、WUNC展示和表演的结合。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除持不同政见者外，还有许多其他团体以上述方式伸张诉求。可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或政治进程的哪一个环节，运动、斗争剧目和WUNC展示所凝聚而成的结晶——社会运动——广泛地为各种诉求团体、诉求议题和诉求目标所运用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它将证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存在普遍的因果关系；第二，如果每一个政权体系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独立开创自己的社会运动，我们基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所提出的社会运动一朝初创、日后发展和演化的命题将面临挑战。
现在将注意力转到以下三道测试题上——前文以此对类似的问题作出判断。
（1）相似性：这些特定形态的运动、表演或WUNC展示是否与一般形态的社会运动相似？
（2）融合度：这些特定形态的运动是否——可辨识地采用了与其他社会运动相似的方式——与表演和WUNC展示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3）应用性：基于前两点，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特色组合是否可以为不同的议题、不同的诉求者和不同的诉求目标所广泛运用？
将问题陈述若此，我们很容易判断出1989年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满足了相似性的要求，诸如焚烧肖像等地方性的表达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象征性表达明显属于一类。但是，1989年的运动没有达到第三道测试题所说的应用性，即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在大众公共政治中的广泛运用。它们都停留在了中间的某个阶段，停留在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融合成为要求政治变革的持久社会运动的路途中。若要达到第三个阶段所说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广泛应用性，社会运动就必须超越其原初的形态和范围。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有两个模式来源：一是本国既往的历史，二是他们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社会运动的了解。在步入社会主义之前，中国、俄国、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经历一个多姿多彩的20世纪——其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狂热地投身于创立协会、组织集会、发动示威、组织联络和筹划社会运动；昨天的成果就此成为今天的范例。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公民还通过广播、电视、电子邮件或短信以及偶尔的出国旅行接触北美、西欧和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政治信息。最迟自1968年西柏林学生运动开始，东德人就已通过广泛的途径了解西德的社会运动模式。在综合本国历史和外来模式的基础上，1989年社会主义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建构自己的社会运动。
到了这个时期，社会运动已在西欧和北美之外许多国家的公共政治中屡见不鲜。1968年向我们展示了墨西哥学生参与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高潮。1989年，社会运动在拉美其他地区快速增长和扩散：例如，在阿根廷自1916年以来首次以和平方式更迭执政党的过程中，围绕着“激进党”劳尔·阿方辛向“庇隆党”卡洛斯·梅内姆的政权转移[7]所引发的斗争，工会、人权组织、退伍军人和“五月广场母亲协会”（这些母亲的家人曾在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共广场的集会时遭军方绑架失踪）[8]举行了诸多大型示威活动。但是，威权主义统治下的智利（当时仍在皮诺切特将军的统治下）、巴拉圭（政变推翻了史托斯纳尔的长期独裁而由另一位将军代之）均未出现社会运动。
这些威权主义国家经历了社会运动的早期阶段，但专制暴君和独裁者扼杀了社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古巴为例，在1952年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9]发动政变之前，社会运动一度枝繁叶茂，并时断时续地一直持续到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前的统治薄弱时期。在1955年：
反巴蒂斯塔的运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信赖派（Auténticos）、正统派（ortodoxos）和其他政治人物（politicos）重新聚合，看上去似乎更为协调。大学生们选举了新的领袖，重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曾参与独立战争的老兵科姆·托伦特（Cosme de la Torriente）在这一年的年底成立了“共和国社会之友”（Friends of the Republic Society），呼吁实现公民对话并进行新一轮选举。反对派参加了除“7·26”运动以外的所有运动。巴蒂斯塔接受了这些请求，但拒绝在所请求的1958年之前举行选举。他的不妥协鼓舞了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武装斗争是对付巴蒂斯塔统治的唯一办法。
（Pérez-Stable 1993：56）
尽管卡斯特罗自称“7·26”运动，但自1959年其夺取政权伊始便迅速打击与之不同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Pérez-Stable 1993：52—81）。简言之，截至1989年，拉美国家社会运动所呈现的脉络与相对民主的国家基本一致，但威权统治者仍对自下而上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组合横加阻挠。这也同时反衬出较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更趋于为社会运动提供机会。
到20世纪结束时，全世界已呈现出一种普遍态势：哪里有相对广泛的民主制度，哪里就有社会运动。不仅如此，哪里快步迈向民主——如韩国、南非等，哪里就会在社会运动的脉络中迎来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全面开花。诚然，社会运动有时似乎席卷了全世界——既包括民主国家也包括威权国家；例如，电视让我们看到了地球上遥远角落示威活动中的林林总总——聚集在公共场所、列队游行、呼喊口号、佩戴标记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前述三道测验是否构成社会运动的测试题：（1）相似性；（2）融合度；（3）应用性。
截至2000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通过了第一道测试——相似性：无论政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运用了与社会运动诸要素相似的要素进行动员。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宣称自己实行了某种类型的民主，因而国际媒体的出现也部分促使一些大众诉求借助于运动、社会运动活动或（特别是）WUNC展示而登台表演。不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毫不含糊地通过了第三道测试。此外，在同样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惟有特权阶层才能从事有限的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只要不逾越规定的限度、不冒犯政权的高层。在一些半威权主义国家，学生（他们通常是统治阶级的孩子）便享有这种不稳定的特权。
印度尼西亚不失为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所实行的竞争性选举给印度尼西亚政府带来了真正的变化，但是，军队仍然或明或暗地握有政府实权，拥有许多叛乱地区的管辖权，并有广泛使用武力的权力而不必惧怕承担责任。1999年6月，在选举结果被推迟公布之后：
雅加达的学生在9月23日通知政府，如果政府决意走向改革的对立面，他们就将走上街头。当天，议会通过了一份军方支持的国家安全法案，赋予军方实施局部或全面紧急状态的无上权力。民主团体和学生组织随即举行了数千人的抗议活动，并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4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警察。9月24日，政府宣布该法案暂缓执行。
（Human Rights Watch 2000：193—194）
不过，就在首都雅加达小幅开启了社会运动的表演之时，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卷入了与社会运动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即“人权观察”所说的“公共暴乱”（communal riots），宗教派别、分离组织、强人领导的武装团体分别或一同卷入了各种暴乱。
此外，即便是和平抗议，其所采取的方式也有些不同于社会运动的互动行为方式。例如，1999年2月：
在一场据称关乎巴布亚省（Irian Jaya）未来政治地位的“国民对话”中，来自该省的一百多位公众人物向总统哈比比（Habibie）递交了一份表达巴布亚人民渴望独立的声明；但是，政府拒绝讨论任何有关独立的议题。4月，与会者向巴布亚民众公布了会谈结果，巴布亚省警察局长随后发布禁令禁止公众进一步讨论相关议题。8月，有消息泄露，称巴布亚五位与会者自6月28日起被禁止离开印度尼西亚，并称该禁令由军方颁布，由移民局官员强制实施，以未予明确的国家安全作为理由和依据。
（Human Rights Watch 2000：195）
尽管1989—1992年间的苏联及其继任国很难称得上实现了民主，但拜辛格的分析表明，1989年苏联伸张诉求的活动比1999年印度尼西亚的活动更接近于实现了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就苏联和印度尼西亚而言，国际社会的影响也造成两国在社会运动表演以及所遭遇的镇压方面出现重大差异。苏联要求政治自治的示威者在与官方对峙时，其潜在的目标是争取境外的支持；同样，雅加达的学生们之所以能够占据街头，部分源于他们隶属于国家精英阶层，部分源于国际电视频道次日就会播放他们的诉求——甚至包括与警察打斗的场面。用前述三道测试题加以检验，可见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运动满足第二道测试题的要求，但就整体而言，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末尚未实现社会运动的完全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