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移民的“出柜”：扩大动员

美国国会未能通过《梦想法案》之后，无证移民中的年轻人开始从争取“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的运动中借鉴新的斗争策略——“出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由于无证移民权利运动的一些青年行动者是同性恋者，他们作为无证移民者的“出柜”便犹如记者何塞·安东尼奥·巴尔加斯（Jose Antonio Vargas）所自诩的，他不得已两次“出柜”（Vargas 2011；Waugh 2013）。

年轻的无证移民们身着T恤，通过新闻发布会和他们称为“无证与无惧”（Undocumented and Unafraid）的社会运动公开“出柜”。学生们认为，只要“出柜”有利于这场运动，他们便无惧于公开自己的无证移民身份（Zatz & Rodriguez 2015：82）。这些年轻人不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将自己与陌生人隔开，而是希望他们的邻居、朋友和同学能够意识到无证移民就在他们身边。无证移民不再被视为神秘的“他者”，而是展现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在从阴影中走出来的同时，也使得这场运动的动员力得到了强化，使其得到更多社会公众的支持，并在被动员者中创造了身份认同。

无证移民的“出柜”行动以及给自己贴上诸如“无证同性恋”（undocuqueer）之类的标签，在无证移民运动与“性少数群体”运动之间建立了桥梁（Snow & Benford 1988），双方共同成功地创建了婚姻平等与公民权利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 for marriage equality and civil rights）（Dorf & Tarrow 2014；Taylor et al.2009）。“追梦人”运动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所继承和开展的是更广泛的民权运动（Zimmerman 2011）。

“无证与无惧”这一口号出现在2012年，旨在让公众认识到被加诸无证移民的污名，并帮助无证移民摆脱这些污名（Nicholls and Fiorito，2015）。这场运动最初悄然运作于立法机构中的一个团体，后日益扩大成为一个不再被恐惧支配的群体。由于勇敢地宣称自己毫无畏惧，青年无证移民所创造的形象令人影响深刻，并赢得公众的强烈反响，这与以往更传统和寻常的诉求伸张方式不同。与此同时，由于《梦想法案》规定在军中服役有助于无证移民获得合法身份，他们也以参军和获得荣誉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形象扩展”（frame extension）。就此而言，“追梦人”向美国社会中的保守派伸张诉求的方式已不限于表明自己可以成为优秀的毕业生，还包括彰显其在美军中服役以及相关事迹（Garcia Rodriguez 2014）。

尽管将自己塑造成“好移民”有助于提升“追梦人”的公众形象，但《梦想法案》依然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此外，《梦想法案》在国会中的游说活动也创造了一种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话语，即将在未成年时移居美国的无证移民视为一种例外，从而剥夺了他们父母（同样作为无证移民的成年人）的权利。成年无证移民因此将自己这个群体称为“最初的追梦人”（The Original DREAMers），并试图摆脱被加诸他们身上的“非法者”污名。“追梦人”运动中的许多行动者意识到了“追梦人”一词及其相关权利运动将其他人排除在外的性质，他们因此不再使用“追梦人”这一身份标志，并进而将运动的重心转向反对将非公民驱逐出境并捍卫非公民的权利（Schwiertz 2016）。当然，美国的右翼选民仅将“追梦人”定义为无证移民中的儿童和学生，因此当年轻的成年移民要求从《梦想法案》中受益时，他们会无动于衷，甚至常常感到自己被愚弄。

缺乏有关无证移民的立法产生了许多负面后果。以2011年为例，执法部门不断地对工作场所和学校进行突击检查，由此导致大约5000名儿童因其父母是无证移民而被羁押和押送至寄养中心（Zatz & Rodriguez：12—15）。

媒体对因移民执法所导致的家庭分离进行了报道，诸如执法人员强行将母亲从尚在吃奶中的婴儿身边带走的报道（Zatz & Rodriguez 2015：15）在一些特定社区激起了强烈反响。主流媒体的这些报道让人们认识到无证移民也是人，认识到美国亟待实现全面的移民改革并以此帮助这些人取得公民身份。当然，主流媒体中也不乏本土主义和反移民组织的各种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