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例与创新

是什么点燃了这场公民的民主行动？人们大多强调社交媒体在“愤怒者”运动中的作用（Castells 2015）：

“愤怒者”运动的主要成就显现于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整合的能力，也就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动员和传播，同时也显现于其运用新的传媒形式制造新闻以及对主流媒体施加有效影响的能力。

（Casero-Ripollés and Feenstra 2012：71）

尽管社交媒体促进了参与和沟通，但社交媒体本身并不能点燃“愤怒者”运动。研究表明，该运动的灵感来自此前所成立的诸如“抵押贷款受害者协会”（Flesher Fominaya 2015；Peterson，Wahlström，and Wennerhag 2015）等反迫迁组织（organization against evictions）的启发，以及墨西哥新萨帕塔运动（neoZapatista）和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影响（Rovira Sancho 2009），同时也来自西班牙的公共集会文化（Flesher Fominaya 2015）以及各地针对形形色色的不平等和仇外心理所开展的斗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塞罗那的社会运动行动者就一直为支持“萨帕塔运动”（Zapatistas）[3]和移民权利，为反对经济全球化以及一小撮法西斯主义新纳粹而进行着动员和组织（Salas 2003）。他们成功地占领（或盘踞）了空置的建筑物，并让一些学生、艺术家和贫困居民在这些建筑物里居住。与之一脉相承的是“愤怒者”占领了公共场所，从而将为住房而斗争的地方性议题与全球正义动员活动衔接在了一起。除此之外，促使抗议者占领诸如加泰罗尼亚广场等公共场所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中包括以占领公共场所的方式吸引媒体和其他人的关注（Castañeda 2012：313）。这些剧目表演借鉴了埃及塔里尔广场（Tahrir）的斗争形式，借鉴了20世纪60年代抗议大学政策的校园静坐活动，甚至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旨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棚户区斗争（Andrews & Biggs 2006；Soule 1997，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