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进21世纪的社会运动

21世纪能否将全世界的社会运动推向它所梦寐以求的人民力量的顶峰呢？新的通信技术是否有助于将信息传遍整个世界，能否为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和普通民众提供支持以抗衡资本家、军事首脑和腐败政客所占据的优势呢？还是恰恰相反，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儿或那儿的大街上聚集不过只是全球化浪潮所翻滚的最后一朵浪花？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明晰。崇尚技术分析的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将经由电子科技组织起来的抗议者们称为“机灵的乌合之众”（smart mobs），即“互不了解而竭力一致的一群人”（Rheingold 2003：ⅹⅱ）。他强调全球所有人都对手机短信有着痴迷的热情。

显然，抗议者将新的通信技术运用到2011年埃及和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伊朗和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之中。《新闻周刊》（Newsweek）等媒体将这些抗议活动称为“脸书革命”（Newsweek 2011）。在这些活动中，行动者们通过智能手机上的短信平台、“推特”和“脸书”发布有关抗议活动地点的信息，向参与者通报警察和国家安全人员所在方位，并向包括观察人士在内的外界传递相关信息、照片和视频。正如埃及的抗议活动中一名行动者在推文中所说的：“我们用‘脸书’为抗议活动制定方案，用‘推特’协调行动，用‘油管’视频向世界讲述一切。”借助于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通信技术，抗议者们得以在他们以及与之相识的人中传播信息。视频与图像技术使得信息所承载的“新闻价值”得以在大众传媒中分享，而大众媒体又进一步推动了信息传播。诸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等新闻网对抗议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观众就此得以亲眼观看抗议活动的潮起潮落及其所遭遇的镇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与抗议者相同或相似的情感经历。如此强度的媒体报道和观众关注可能给当局施加压力，使之避免与抗议者公开对抗，同时在相关报道引发国际争议时有所解释。与人类首次通过广播电视报道战争和抗议活动的结果一样，现场直播的视频和大量照片可能让当局在对抗议者采取行动时有所收敛。

可收发带有文字、图像和视频信息的手机已成为21世纪抗议活动的一部分。至少从表面上看，手机这一媒体对普通大众有着一种因不易落入政府控制而产生的吸引力。不过，政府也正在迅速适应新技术，并试图阻止人们将新技术运用于抗议活动之中。自2006年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现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会封锁互联网或特定网站（Reporters Without Boarders 2011），或以各种方式关闭或干扰手机短信和手机信号。

2011年1月28日，埃及当局试图以关闭互联网的方式阻止行动者们相互联络，行动者们迅速转而采用其他传媒。例如，《国际商业时报》（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报道称，一个名为“我们再造”（We Rebuild）的行动者组织——以“当国家屏蔽我们时，我们得以演进和发展”为座右铭——就转而运用座机电话、传真机和老式收音机将信息带到国外（Samuel 2011）。他们使用拨号网络让埃及的抗议者得以登录互联网，同时运用软件借助与志愿者所提供的计算机网络多线程变更流量，从而达到匿名通信的目的。埃及的抗议者们还使用卫星电话甚至以“老式”的口口相传、传单、海报、传单等形式传播相关信息。

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当局也常常采用了屏蔽或关闭通讯信号的方式瓦解抗议的人群。2011年8月11日，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Bay Area Rapid Transit）管理当局就切断了辖下4个车站的手机信号，其目的旨在阻止人们针对7月3日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遭到警察射杀事件举行抗议活动（Norton 2011）。希尔是一名无家可归者，他在旧金山的一个车站被警察开枪打死；当时他持有两把刀与数名警察对峙，并最终死于警察枪下。该事件表明，湾区捷运系统并未贯彻其2009年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在车站内遭到枪杀后所制定的政策目标，亦未能按照其所承诺的进行相关培训（Elinson & Walter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