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者

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其工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马德里、西班牙北部、加泰罗尼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和岛屿的发展尤其明显。不过，在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西班牙经济在2007年因金融危机而出现萎缩。政府以国家财政为银行纾困，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紧缩政策。社会福利陡然间遭到大规模削减，西班牙人为此感到愤怒（Berglund 2017：318；Hayes 2017；Mylonas 2014）。

2010年9月29日，西班牙的工会组织为反对拟议中的劳动法修正案发动了一场总罢工（Peterson，Wahlström and Wennerhag，2015），这场罢工以及与之相关的会议和游行将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们聚集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诸如“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Democracia Real YA！）、“没有未来的青年”（Juventud sin Futuro）、“不为他们投票”（No les Votes）、“抵押贷款受害者协会”（La Plataforma de los Afectados por la Hipoteca）等诸多新的团体也不断涌现（Colau & Alemany 2012；deAndrés，Campos&Zapata 2015；Suarez 2017），他们呼吁西班牙各地群众在2011年5月15日这一天前往其所在地的公共广场举行抗议活动。“愤怒者”运动[1]的组织者受到当时突尼斯和埃及所发生的事件的启发（Taibo et al.2011），号召发动一场“西班牙革命”（Spanish Revolution）。

市民们很快就将生活物资上所遭遇的困境归咎于中央政府。何塞·路易斯·桑佩德罗（José Luís Sampedro）是这场运动颇具影响力的一位人物，他批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除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外拿不出其他方案，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正是“西班牙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Hughes 2011：410）。

5月15日，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有超过15000人参加游行。在巴塞罗那，计划是游行至加泰罗尼亚议会，然后占领该市的主要公共广场——加泰罗尼亚广场（Plaza de Catalunya）；马德里的游行方案相对简单，只是行进至被称为太阳广场（Plaza del Sol）的一个大型公共广场。不过，真到了游行当天，示威者中有人呼吁占领太阳广场，并在那儿过上一夜（Abellán，Sequera & Janoschka 2012；Romanos 2016；Taibo et al.2011）。当晚，这些城市以及西班牙其他城市的示威者在公共广场建立了营地（Cabal 2011：15）。在公共广场安营扎寨这一斗争策略此前被运用于埃及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与更早以前反对种族隔离运动时所采用的策略颇为类似（Castells 2015）。

这场斗争政治的表演始于5月15日，因而参与者们将这场运动称为“15M”运动。不过，媒体并没有认真地看待这一运动，它们将参与者称为“愤怒者”（Los Indignados）。“愤怒者”这一术语源于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斯特凡·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所撰写的一部宣传册，其中呼吁人们以愤怒者的姿态面对持续的不公正，并要求人们积极参与社会运动（Hessel 2011）。“15M”运动的一些参与者自豪地采用了“愤怒者”这一绰号（Taibo et al.2011），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该术语将参与者形容为非理性、情绪化、易怒而缺乏任何明确主张或合乎情理诉求的一群人（Eklundh 2014）。

国际媒体报道了这场运动的诉求以及人们对于高失业、腐败和社会福利削减等现象的不满。西班牙传媒公司（Spanish corporate media）对这场运动持否定立场，认为这是一场危险、反民主和具有破坏性的运动，并以肮脏不堪、有害健康、妨害公共利益等词描绘示威者在公共广场搭建的营地（Castañeda 2012：313—314）。西班牙的一些专家指责道，占领公共广场的行动既无意义也不合法，并呼吁警察介入“清理广场”（Sevilla-Buitrago 2015：95）。此外，还有一类批评，它们与本书前几章所讨论的民主国家的社会运动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相反：西班牙的一些专家认为“愤怒者”运动具有反民主性，其理由是这场运动跨越了政治选举的制度框架以及/或者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和诉求（Eklundh 2014）。实际上，正如我们以下所讨论的，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将推进民主视为运动的一个核心议题，围绕该议题详尽地提出了一系列诉求，并在社会运动的参与技术上有所创新。舆论很快翻转，转而支持这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