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共同步骤
民主化的历程与社会运动的历程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相互重叠，这大多源于以下事实，即存在着既推动民主化，又推动社会运动的共同步骤。回顾推动民主化的四个主要社会过程，它们分别是：（1）潜在公共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增进；（2）他们在资源和联系上的平等化；（3）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4）人际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之中。这四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构成民主化，也不足以在公共政治中直接建立常规化和无条件的联系以及宽泛、平等、有拘束力的协商或保护。不过，这些过程共同作用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
潜在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和联系增进原则上扩大了参与和支持，或至少增加了参与社会运动的储备人群，并因此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统治阶级中的少数派在既有的政治权力格局之外寻找同盟。西方历史周而复始地上演着持不同政见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自身所属的圈子之外寻求支持的剧目。例如，18世纪60年代波士顿的有产阶级就谨慎而必然地与波士顿的贫苦工人建立联盟以便共同对抗英国王室。这种“延伸”（reaching out）使任何有组织的团体都有机会通过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而非采取直接行动或借助庇护链——获得信任和权力。社会运动恰恰有利于这种展示，而且以此为中心。
资源和联系的平等化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着各自特定利益或不满的人群和团体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一同参与共同的运动、社会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形成社会运动的联盟将变得更加容易。如果公共政治能够与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相隔绝，则有助于凝聚范围广泛、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使之成为拥有共同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的团体。毫无疑问，这也让多样性有可能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诉求而引人关注。最后，人际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对社会运动具有双重效应：既增进潜在的公共政治参与者与任何一个新的社会运动诉求之间的利益关联，又方便已建立联系的人们开展动员活动。
信任公共政治是一个过程，民众在此过程中总体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创建公众认可的协会、互助社、政党、联盟、宗教团体和社群，或是为已经秘密存在的类似组织寻求公众的认可；
·在公众认可的这类组织中追求友谊、亲密的关系、共同的信念、安全以及高风险的事业；
·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
·促进家庭成员在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关——中获得职业发展；
·请求（或至少容忍）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和登记，并采用官方登记使法定交易生效；
·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
·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
·采用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进行交易和储蓄；
·花钱（如婚姻登记费）向政府购买安全，使之承担维持正常人际关系的责任；
·在人生重大事项和长期安全方面依赖政治行为体和/或政府机构。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信任网络几乎从不面向公共政治作出上述变化。即使对今天的民主国家来说，上述变化也唯有到了大约20世纪才开始趋于普遍。这些变化不仅对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意义深远，而且极大提高了公共政治之于人际网络成员的利益相关性。这些变化创造了新的集体利益；就此而言，这些变化在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运动范畴之外的常规化的民主功能，其共同的步骤既促进了民主化，又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