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
“愤怒者”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有扩大参与式民主的意图，但为此所做的尝试并不相同。抗议者们占领公共广场，举行例行集会，用扩音器发表演讲，举行各种对话，并运用诸如博客、在线聊天室、“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促使活动的参与者们真正地讨论问题。这两场运动都明确地拒绝形成某种静态的、科层式的领导结构。运动的参与者都只是发表自己的意见，而非代表整个运动发声。所有的决定都是在大型的公开集会中通过协商和表决的方式作出的。所设立的各个委员会围绕诸如运动的后勤与卫生工作，以及有关政治、经济、医疗和移民等特定议题起草公报和提案，然后提交运动参与者大会进行修改和表决通过。这种水平型的组织结构是基于协商民主或参与式民主的原则而专门设计和形成的。
一些专家抱怨运动的组织者没有采用诸如投票、与议员沟通、参与官员选举等制度性政治渠道伸张诉求。这种抱怨表明抱怨者对民主的理解极为有限，他们未能理解参与选举或立法只是公众发声的一种方式。参与式的民主可被称为间接民主或代议民主制度，公民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投票，然后将政治决定权交给经由选举产生的执政者。基于这种民主观，政府的日常运作应该交由政党、专业政客和政策专家掌握。在这种民主形式中，公民只能通过投票选出或逐出政党和政客，通过民意测验或以被主流媒体消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对这种民主观进行修订的过程中，人们进而认为民选官员应当代表选民的利益，其当选意味着选民认可其竞选时的提议和主张。
（Castañeda 2014：237—238）
这种民主意味着代议制民主的机制是完美无缺的，公民只需通过选举机制投出选票而无须形成公民得以表达意见的公共领域。在代议选举制度中，公民们只能通过代表而无法自行作出他们想要的改变；社会运动对代议选举制度提出了挑战（Castañeda 2014：237—238）。
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参与，而参与又推动了各个问题的讨论和辩论，并进而推动人们采取行动作出改变（Castañeda 2015：12）。这种方式——
可以重振人民对于直接民主的热情，因为公民可以迅速发现问题并予以追责。这种方式亦将促使人们相信只要将决定权交还公民及其组织，他们就能解决问题。基于私人社交媒体空间的范围相对较小、彼此相互重叠的公民组织网络重新激发了公众发声的热情，从而推动不满情绪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运动策略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不过，现实生活的纽带、面对面的会议、游行、占领公共场所以及集会仍然是社会运动的根本。
（Castañeda 2015：12）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愤怒者”运动或“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不能全然成功地直接改变政策，其原因就在于采用了横向的组织结构、缺乏公认的领导人以及只能依赖集会作出决策。但无论如何，“愤怒者”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开启了对话之门，让公众得以对财富和政治影响力过度集中于人口中最富裕的1%的人进行讨论。
运动的诉求及其行动为日益的民主化提供了支持。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2007）、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2006）、埃米·埃克隆德（Emmy Eklundh 2014）等人所说的，民主化的进程必须将先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纳入权利和政治决策的过程之中。从历史上看，社会运动为沉默的大众提供了通过非选举或非体制化的途径发出诉求并获得承认的渠道。权利必然是通过反复诉求然后才能获得（Somers 1994；Tilly 1992）。民族国家内部持续的民主化进程通常会因所谓成员资格问题而有所放缓。代议民主制度通常只惠及法定公民，而将非公民（non-citizens）排除在外。因为存在着剥削、机会垄断和国民类别的不平等，一部分个体和群体无法获得得到承认的权利（Castañeda 2018；Tilly 1998）。在蒂利看来，减少国民类别的不平等是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环节，民主制度意味着任何国民——无论他是否无家可归或出生在国外——都应当对政治决策拥有同等的影响力。“愤怒者”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具有不同移民和居住背景的人吸纳成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Smith，Castañeda& Heyman 2012）。这些平民主义运动在要求所有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政治权利的同时，扩大了部分中产阶级、穷人、移民和无家可归者的政治参与。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占领运动也将面临一个挑战，即如何在不排斥任何特定群体的情况下将更加多元和不同立场的参与者吸纳到社会运动之中，从而在推进工人阶级福祉的同时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并扩展社会运动使之囊括同性恋、民族主义、仇外、优生等议题（Kaika& Karaliotas 2016）。
“愤怒者”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运动挑战了代议民主制的局限性，同时要求进一步推进民主化使之涵盖那些利益未能得到代表的群体（Tilly 2007）。毫无疑问，“愤怒者”运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普通民众的挫败感，源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不被任何政党重视，源于他们的利益被置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之下；也正因为如此，“愤怒者”运动的参与者们对2011年选举中的任何政党均不给予支持。该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胡安·卡洛斯·莫内德罗（Juan Carlos Monedero）在解释这场运动时，引用了就职于西班牙《国家报》（ElPaís）的图形艺术家埃尔·罗托（El Roto）的一句话，“年轻人占领街头，所有的政党垂垂老矣”（Guedán 2016：15；Hughes 2011）。
尽管“愤怒者”运动成功动员了大众，激发了年轻人的热情，并通过街头投票增加了民主选项，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仍然为西班牙政府所默认。在其所实行的多党制中，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远比美国更容易，但组建政府却需要多个政党建立执政联盟。尽管在“愤怒者”运动的激励下一些左翼和进步政党取得了成功，但未能形成全国性的中左翼多数党联合政府。在2011年5月22日的选举中，保守的人民党（Popular Party）赢得了议会多数，而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则继续担任首相直至2018年6月1日因党内丑闻遭西班牙议会罢免。在发起不信任投票并促使中左翼的工人社会党候选人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担任总理的过程中，“我们能”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Pardo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