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例

这场由阿约齐纳帕学生遇袭事件所引发的抗议活动是以1968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的记忆为基础的。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能确切得知到底有多少人在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事件中被杀、受伤和失踪，只是估计有100人至300人遇难。从那时起，10月2日就成为抵抗活动的象征日。

40年后，大学生们再次组织起来要求墨西哥进一步推行民主（Ortega Ortiz 2008）。2012年，因不满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培尼亚·涅托（后成为墨西哥总统）在其担任州长时所实施的政策，同时不满于墨西哥媒体对于2012年总统大选所做的偏袒性报道，学生们在“愤怒者”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相关讨论请参阅第十章）的激发下开展了“我是第132人”（相关讨论请参阅上文）的运动。他们先是将其诉求拍成视频上传到“油管”频道，然后运用“脸书”和“推特”让相关信息在墨西哥快速传播，其所获得的支持转而推动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从中又涌现出新一代拥有政治意识的青年。

正如在“我是第132人”运动中所呈现的（Guillén 2013），社交网站在向更广泛的受众传递有关伊瓜拉市所发生事件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天之内，有关阿约齐纳帕43名学生遭遇绑架失踪的消息就由当地的组织网络散播出去，并在墨西哥全国乃至国际社会引发关注。10月2日墨西哥城举行了传统形式的抗议活动，它为萌芽中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为潜在的盟友建立联系提供了完美的舞台。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活动将大多数左翼组织重新团结了起来。2014年，社会运动组织将他们的诉求与阿约齐纳帕学生的父母的诉求联系在了一起。抗议活动并不仅限于10月2日墨西哥城的游行，而是遍及墨西哥其他州、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广泛运动。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参加“我是第132人”运动的年轻学生中，许多人也参加了阿约齐纳帕运动，并运用相关技能在社交媒体上发动了寻找43名失踪学生的运动。这两场运动均呈现出与2013年格雷罗州和米却肯州（Michoacán）所兴起的义务警员与社区警察运动（vigilante self-defense and community police movements）相类似的特点，即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无党派、组织草根化和自治的发展趋势（Andrade 2015a，2015b；Andrade，Castañeda，and Díaz Cepeda 2017；Díaz Cepeda，Castañeda，and Andrade 2018）。

与以往此类事件的受害者不属于任何社会组织不同，阿约齐纳帕的学生是高度政治化的，他们因此推动社会运动组织向外扩散，为寻找失踪儿子的父母们提供支持。学生遇袭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阿约齐纳帕的学生组织网络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在当地组织了抗议活动，同时向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国内外的新闻媒体通报了此次袭击事件，从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发关注。他们的这一举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墨西哥媒体的自我审查机制，而墨西哥政府也正是依靠这种自我审查机制隐匿了令其感到不安的信息。政府试图将伊瓜拉市学生遇袭事件作为一个地方性议题归咎于犯罪集团，但学生组织及其盟友“知道如何操作”，他们通过开展宣传击败了政府和媒体对于事件的虚假陈述。他们向世人揭露当地警察实际上参与了袭击，而联邦警力至少未能尽到保护学生之责，他们因此向世人表明联邦政府应当对此事件负责。

阿约齐纳帕的学生及其组织网络打破了主流媒体的围困，他们将声音传递给范围更加广泛的受众。在这些受众中，很多人对后来加入寻找失踪学生运动的涅托政府不满。正如社会运动学者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 2011：166）所说的，盟友数量的增加鼓励了人们的进一步参与。由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阿约齐纳帕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展——从地方延伸至国家，并进而获得国际关注。

图12.1　一名萨帕塔主义者的海报，要求找到43名失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