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的学者们会将阿约齐纳帕失踪学生所引发的抗议活动称为社会运动吗？就其组织和行动策略而言，它确实符合查尔斯·蒂利所界定的社会运动的构成标准。阿约齐纳帕运动的目标明确：为43名失踪学生争取正义；杜绝警察腐败；要求代表选民的政治人物更加透明。这场运动并非仅仅源于学生遭到绑架的孤立事件，而是由对墨西哥政府几十年来缺乏问责所引发的不满汇聚而成。这些不满促使各个团体联合起来，发出了要求正义的呼声。这些围绕着43名失踪学生所开展的集体的、有组织的诉求活动彰显了运动的团结，并将谴责的矛头直指当局。

将阿约齐纳帕的动员视为斗争政治，意味着需要认识到这是一场暴力和具有破坏性的有组织动员活动，其所采用的既包括诸如大规模抗议、封锁道路、征用大客车等当代墨西哥惯常使用的斗争形式，也包括一些“持续的”策略使其不满得以在许多年内依然为公众所知，还包括“密集的社会网络和联系结构”为在墨西哥国内以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动员提供“具有共识或行动导向的文化框架”（Tarrow 1998：10，95）。上述形式为阿约齐纳帕的社会运动增添了新的斗争剧目。至于在“推特”上建立标签、在纽约的墨西哥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被绑架学生的父母引领开展调查活动，这些都是为表达运动诉求而采取的诸多政治行动中的一部分。

这场运动也提供了WUNC展示：43名失踪学生的父母带头参与抗议活动，他们要求政府将罪犯绳之以法，凡此种种显示了运动所欲凸显的价值；抗议者在“全球行动日”所开展的协同一致的游行彰显了团结，表明其组织数千人参与抗议的能力；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人数众多，“推特”上的话题标签也颇具影响，50万人参加了游行，并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了斗争意识；此外，行动者们显示了对于运动的坚定奉献，他们在美国国务院门前静坐，以此彰显其愿意为运动作出牺牲。

阿约齐纳帕的运动不仅显现为一两个社会运动组织的行动，而是显现为斗争行动在不同领域之间的传播，显现为人们对于所发生事件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通信技术在运用斗争策略和推动运动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交媒体的运用与乔·弗里曼（Jo Freeman 2003：22—24）的三个主张相吻合：（1）“既有的交流网络存在于运动的社会基础之中，当有必要运用该交流网络时”运动便得以成为一场“自发”的行动；（2）该交流网络必须“与运动在其初期所提出的新理念相契合”；（3）出现一种或多种“沉淀剂”或“催化剂”，从而使“自发”的行动得以启动。

阿约齐纳帕运动的力量在于它有能力运用可资利用的工具影响人们的心灵，在此悲剧事件发生之前人们甚至都不知道阿约齐纳帕的存在。该运动致力于寻找失踪学生，但也推动在墨西哥政府机构内部建立问责机制。阿约齐纳帕的动员活动直接挑战了墨西哥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无法为其公民提供安全保障；这场运动同时也是一场规模更大的、旨在反对禁毒战争有害影响的运动的一部分，哲学家哈维尔·西西利亚（Javier Sicilia）和天主教徒们是后者的重要参与者，而奇瓦瓦州（Chihuahua）华雷斯城（Ciudad Juarez）的社会运动行动者则一直站在反对以军事手段开展反禁毒战争运动的最前沿（Díaz Cepeda& Castañeda 2018；Staudt & Mendez 2015）。然而，反对禁毒战争是一个超出地方、州和政府党派的议题，该议题可能将一直持续下去。自2006年开展禁毒战争以来，失踪人数从未停止上升，迄今已有20万人丧生（INEGI 2018；Matrogiovanni 2014）。这还不是社会运动组织所关注的唯一问题。除此之外，跨国公司与墨西哥原住民社区之间存在大约600场土地冲突事件（Trujillo，Lorena & Composto 2014；Trujillo，Lorena & Fini 2016），诸如格雷罗州的教育工作者国家协调委员会（Stat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Education Workers of Guerrero）等教师工会一直在为改善工作条件而抗争，而在邻近格雷罗州的恰帕斯州和瓦哈卡州，由新萨帕塔主义者、墨西哥原住民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瓦哈卡人民大会（Popular Assembly of the Peoples of Oaxaca）所组成的广泛联盟影响犹在（Estrada Saavedra 2016a，2016b）。发起斗争事件和开展社会运动是墨西哥有组织的团体提出政治主张并获得资源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这种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社会运动的行动者有可能继续要求获得关于阿约齐纳帕43名学生失踪的答案，并致力于在墨西哥推动一场系统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