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罗尼亚认同的形成

加泰罗尼亚认同的形成

让我们回顾加泰罗尼亚的历史，以便了解其独特政治身份的形成。795年，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Charlemagne）建立了西班牙边界（Marca Hispana），又称巴塞罗那边界（Barcelona March），以此作为法兰克人与摩尔人（Moors）之间的缓冲区（Griffith 2017；Sahlins 1989）。自11世纪以来，巴塞罗那伯国（County of Barcelona）一直是阿拉贡联合王国（Crown of Aragon）的一个组成部分。1469年，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所缔结的政治婚姻让两个王国在天主教的旗帜下结为一体（García de Cortázar 2007）。在其战败于葡萄牙和法国，而伊莎贝拉颇受争议的王位主张得到确认之后，卡斯蒂利亚王国与阿拉贡王国实现了合并。为使其对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统治合法化，被称为天主教君主（Catholic Monarchs）的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开始了国家建设和扩张，其结果是在1512年吞并了邻近的纳瓦拉基督教王国（Christian Kingdom of Navarra），并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吞并了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Castañeda 2018a：85—86）。此后的阿拉贡控制着一个庞大的欧洲和地中海帝国。作为阿拉贡的一部分，巴塞罗那及其腹地从这些军事入侵和由此产生的贡物中受益。

尽管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在政治上结为一体，但其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彼此独立。当时的人们通常以名词复数指称西班牙（Las Españas）。卡斯蒂利亚通过殖民美洲获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而阿拉贡不仅几乎从未进入美洲，而且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的殖民地。卡斯蒂利亚和马德里就此成为伊比利亚半岛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和经济强权（Sobrequés 2010）。

加泰罗尼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是收割者起义（Reapers rebellion），即1640年至1652年持分离主义立场的农民（小麦收割者或称segadores）针对西班牙王室发动了起义。在起义发生之前，卡斯蒂利亚因与法国交战而不断对加泰罗尼亚征税，并随意征用当地农民的房屋以供驻军之用（Guibernau 2012：30）。然而，加泰罗尼亚人支持法国而非卡斯蒂利亚；许多加泰罗尼亚人被调遣与法国作战，但他们并不支持这场战争。愤怒因此转向了卡斯蒂利亚。以下是收割者起义中起义军所唱的《收割者》（Els Segadors），歌曲描绘了当地农民与帝国贵族之间的斗争：

加泰罗尼亚将再次迎来丰收，赶走那些自负和傲慢的人。是时候了，收割者们；是时候了，保持警惕。为了六月的收割，让我们磨刀霍霍。愿敌人看到我们的旗帜，他们将瑟瑟发抖。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将斩断锁链，就像切开金色的麦穗。

（The Reapers，Corcoran 2017）

歌词传达了这样的观念：一旦挣脱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加泰罗尼亚就将更加强大和富裕。除了征用民居驻扎军队，并因战争而不断征用人力、物力之外，西班牙还对加泰罗尼亚人课以重税，这也就让人理所当然地相信脱离西班牙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处境。这首歌最终演变成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所谓国歌。正如学者丹尼尔·胡默尔（Daniel Hummel 2017）所说的，任何国家的国歌都旨在统一不同的人群，并唤起人们对特定民族叙事的情感。因此，创建这首加泰罗尼亚国歌不失为一项制度性算计（institutional calculation），它有助于建立加泰罗尼亚人的身份认同。收割者起义和收割者之歌就此成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Corcoran 2017）。

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里程碑事件是巴雷蒂纳斯起义（Revolt of the Barretinas），即发生在1687—1689年的一场内乱。这场起义所伴随的是民族主义紧张局势的加剧，并再一次由士兵驻扎民居和向加泰罗尼亚人增加税赋而引发。此时，西班牙正准备与法国进行另一场战争，他们向加泰罗尼亚派遣了2400名士兵。由于位于加泰罗尼亚的要塞已在此前的战争中化为废墟，西班牙因此强行将这些士兵安置在加泰罗尼亚人的家中。除此之外，西班牙还向加泰罗尼亚人强征额外的军事捐款税。与这些税赋结伴而行的，是加泰罗尼亚因遭遇天灾、农作物被毁而面临粮食短缺（Davies 2011）。上述种种因素最终导致加泰罗尼亚人在城乡各地举行抗议活动，尽管巴塞罗那的精英们对此嗤之以鼻，但富裕的百姓却深表同情。

许多参加起义的人拒绝纳税，他们不再支持曾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国家。大约800名小麦收割者在小城普奇赛达（Puigcerda）举行游行，他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除非能够得到4里尔的最低工资，否则任何人都应拒绝工作（Kamen 1977：219）。在此抗议活动的激励下，该地区的其他城镇也相继爆发游行示威活动（Dantí I Riu 1979：90—94）。加泰罗尼亚人民在可辨识的、具有标准的社会运动元素的公开抗议活动中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西班牙王室增加税赋和骚扰民居之举。1688年4月6日，加泰罗尼亚民兵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马塔罗（Mataro）举行游行，他们敲响教堂的大钟并高呼“土地万岁”（Kamen 1977：215—216）。马塔罗的人民被迫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军人数增至18000人。此时他们开始进军巴塞罗那，并提出减少军费摊派、赦免和释放被监禁的起义军成员等诉求。巴塞罗那市政府意识到这座城市随时可能被攻陷，因此向起义者屈服。起义军的队伍庞大得足以令政府认真对待他们的诉求。

1688年6月13日，由于在什一税的支付问题上存在分歧，民众占领了曼雷萨市（Manresa）。6月14日，一伙人冲进军械库，武装了所有成年男子，并试图攻占城市（Kamen 1977：219）。为了安抚起义军，加泰罗尼亚总督提出以捐款的方式解决部分什一税的支付问题。

1701—1714年，奥地利大公查理（Archduke Charles of Austria）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因争夺西班牙王位而爆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在此期间，加泰罗尼亚人见证了另一场重大的民族主义运动。1705年尚处于战争初期，奥地利极具战略意义地攻占了巴塞罗那。1713年，旨在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得以签署，但在这一年的4月至7月期间加泰罗尼亚人依然与法国—西班牙联军（Franco-Spanish）进行着战争。加泰罗尼亚人誓死捍卫由加泰罗尼亚议会（Corts Catalanes）所颁布的加泰罗尼亚宪法，议会坚称该宪法拥有法律效力，西班牙国王无权撤销加泰罗尼亚人所制定的法律（Dandelet 2003）。这一主张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相得益彰，因为后者也希望保留自己的法律和文化，而非被一个更大的西班牙国家所同化。但无论如何，法国—西班牙联军还是在1714年重新占领了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颁布了《新基本法令》（Nueva Planta Decree），从而削弱了地方性法律所建构的自治体制和自治特权。他关闭了加泰罗尼亚语大学，并禁止在任何正式的行政体制中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这项法令旨在将西班牙各个地区整合到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国家之中。此外，人们可以看到，该立法试图以卡斯蒂利亚文化同化加泰罗尼亚，不过，它所激起的是加泰罗尼亚人对其文化和语言的自豪感以及加泰罗尼亚文化的复兴（Laitin 1989）。

1714年9月11日，法国—西班牙联军占领巴塞罗那，这标志着作为政治实体的加泰罗尼亚公国（Principality of Catalonia）的终结。随着巴塞罗那的沦陷，其独立的司法和立法体制崩解。近年来，9月11日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加泰罗尼亚的“民族日”（diada）。例如，只要（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牵连颇深的）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与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进行比赛，加泰罗尼亚人就常常蜂拥进入比赛场地支持他们的球队，同时挥舞象征独立的“星旗”，当比赛进行到17分14秒时，许多加泰罗尼亚人会高呼“独立！独立！”以缅怀其丧失自治权的1714年（Chopra 2013）。这一斗争表演是国家建设的一种形式，它通过民族叙事创造了统一的认同。

与源于内部和外部的持续斗争相伴随的是加泰罗尼亚语言和文化的多次复兴（enaixenças）或重生。其中一次复兴发生在欧洲浪漫主义运动（European Romanticism）之后，其目的是恢复加泰罗尼亚的文化、文学和语言。1868年光荣革命后，随着西班牙第一共和国的瓦解，加泰罗尼亚的文化复兴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开始日益成为一场旨在实现加泰罗尼亚自治（self-governance）的运动。

1898年，随着西班牙在其所存不多的殖民地中再度丢失古巴和菲律宾，支持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人数急剧增加。许多加泰罗尼亚人认为他们与古巴一样是殖民地，一样应当得到国际对其独立的支持。正如下文所述，加泰罗尼亚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在随后的若干年里宣告成立。

1922年，弗朗西斯·马西娅（Francesc Marcià）创立了加泰罗尼亚国家党（Estat Catala）。该党支持独立，并正式以“星旗”作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旗帜。1932年，即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加泰罗尼亚重新获得了大部分自治权。不过，这些自治权又在1939年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撤销。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诸如加泰罗尼亚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Omnium Cultural）之类的机构得以创立，其目标旨在推广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和文化，并以此对抗佛朗哥政权对于加泰罗尼亚文化的破坏企图。

佛朗哥于1975年去世，随后西班牙恢复了民主。加泰罗尼亚人的许多权利和文化习俗得以恢复，持中右翼立场的加泰罗尼亚“融合党”（Convergence）成立。1978年，西班牙颁布新宪法，承认加泰罗尼亚以及西班牙其他一些地区拥有自治权（autonomy）。不过，加泰罗尼亚许多民族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西班牙赋予加泰罗尼亚某些自治权与加泰罗尼亚拥有民族自决权（Catalan self-determination）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Calamur 2017）。尽管如此，这部新的宪法还是在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人中分别获得了88%和90%的选票支持。1979年，即新宪法生效后的第二年，《加泰罗尼亚自治法》（Statute of Autonomy of Catalonia）被创立，并获得88%选民的支持。加泰罗尼亚实现自治之后，许多支持独立的政治团体逐渐淡出，这为持极左路线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武装团体“自由之地”（Terra Lliure）创造了活动空间。“自由之地”发动了针对西班牙的袭击事件。尽管袭击的次数屈指可数，参与袭击的成员人数很少，但“自由之地”及其类似团体却在整个西班牙造成了混乱（Minder 2017）。

加泰罗尼亚“融合党”（Convergence Catalan）的创始人约迪·普约尔（Jordi Pujol）以温和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为基础，在1980年至2003年间无数次赢得选举。他以温和的立场与马德里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在承诺效忠西班牙和西班牙宪法（Minder 2017）的同时，为加泰罗尼亚争取到了更大的自治权。普约尔寻求加泰罗尼亚更加自治而非独立，这极大地激怒了分离主义者。

2005年，新修订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法》草案赋予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自治权，并赋予其在卫生、教育、环境文化和地方治理等许多方面的管辖权。新修订的自治法于2006年经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议会批准，在全民公决中获得了73.24%选民的支持，并于同年8月9日生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反对该自治法的势力，并将自治法的相关争端诉诸西班牙宪法法院。在2009年至2011年间，加泰罗尼亚各地举行了多次不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由于基本上只有赞成独立的人参与投票，因而公投结果显示94.89%的选民赞成独立。2010年6月28日，宪法法院中持开放立场的法官与持保守立场的法官达成妥协，裁决《加泰罗尼亚自治法》277条条款中有14条违反宪法，另有27条条款需要作出进一步解释（BBC 2017a）。

针对宪法法院的上述判决，加泰罗尼亚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和1600多个其他组织精心策动了2010年7月10日的游行，大约110万至150万人走上街头（AFP 2010）。这场游行因此成为加泰罗尼亚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此事在此后的数年中不断引发新的抗议活动。例如，2012年9月11日，另一个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文化团体——加泰罗尼亚国民大会（Catalan National Assembly）——在巴塞罗那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游行活动，超过200万人参加游行。这是加泰罗尼亚有史以来除了庆祝结束佛朗哥统治、西班牙恢复民主之外最大的一场游行。游行的参加者打出“星旗”，以及“加泰罗尼亚：一个新的欧盟国家”的标语。加泰罗尼亚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与加泰罗尼亚的乐队和艺术家们还在游行结束后组织了一场音乐会（Burgen 2012）。除了抗议活动之外，还有一系列推动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公共活动。2013年9月11日，“加泰罗尼亚国民大会”（The Assemblea Nacional Catalana）组织了第一届“加泰罗尼亚之路”（Catalan Way），大约160万人参加了这场斗争表演，人们手拉手地组成了一条250英里长的人链以表达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支持。在许多人看来，这条人链象征着加泰罗尼亚人民为争取主权独立和团结而进行的努力（BBC 2013）。2014年，超过90万人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国庆日活动（Catalan National Assembly 2014）。同年，加泰罗尼亚人举行了民族自决公投，结果显示80.76%参与投票的人主张加泰罗尼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不过，参与投票的人数很低，基本上只是赞成独立的人参与了投票（BBC 2014）。在2015年的加泰罗尼亚“民族日”，加泰罗尼亚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和加泰罗尼亚国民大会再次举办了“加泰罗尼亚共和国自由之路”（Free Way to the Catalan Republic），大约140万人参加了这场活动（RT 2015）。另一场名为“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前进”（Go Ahead，Catalan Republic）的类似活动在2016年9月11日举行（Prim 2016）。该活动是在加泰罗尼亚议会选举中赞成独立的政党赢得多数席位之后进行的，一些分离主义者试图以此推动加泰罗尼亚在2017年底前实现独立。

如前所述，加泰罗尼亚议会在2017年9月6日通过了独立公投决议。9月7日，西班牙法院宣布该决议违反宪法（Calamur 2017）。2017年10月1日，加泰罗尼亚坚持举行了“是否赞成加泰罗尼亚成为共和国形式的独立国家”的公民投票。西班牙国家警察冲进投票站，将参与投票的人拖出投票站，许多以和平方式参与投票的人因此受伤（Minder 2017）。不过，投票活动并未中止。参与投票的人中超过92%的人投票赞成独立（Russell，Slawson & Greenfield 2017）。马德里一如既往地警告加泰罗尼亚，声称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恢复国家统一，并对分离主义分子予以惩戒。独立公投结束后，加泰罗尼亚议会于2017年10月27日投票决定建立拥有独立主权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数小时后，西班牙首相宣布剥夺加泰罗尼亚自治权，从而有效地打断了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步伐（BBC 2017b）。

加泰罗尼亚政府解散后，许多加泰罗尼亚政府官员以及诸如加泰罗尼亚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和加泰罗尼亚国民大会等文化机构的首脑被判入狱（Jones 2017b）。卡尔斯·普伊格德蒙特被德国警方扣押，作为对此事件的回应，加泰罗尼亚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黄丝带飘扬在整个巴塞罗那，以示对所谓政治犯的声援。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非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

加泰罗尼亚人对于未经审判即监禁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人物极为反感。他们认为，基于西班牙政府对加泰罗尼亚无辜人民的残暴行径，可见该政府正日益压迫并侵犯他们的民主权利，其所作所为将导致加泰罗尼亚彻底丧失自治，并将重新导致加泰罗尼亚被囚禁在西班牙的政治版图中。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则不断声称，他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西班牙的国家统一。

由于被捕后的卡尔斯·普伊格德蒙特无法有效治理加泰罗尼亚，他在2018年5月11日任命奎姆·托拉（Quim Torra）为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的继任人选。托拉强烈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他曾发表仇恨加泰罗尼亚境内讲西班牙语的人的仇外言论（Jones 2018b），主张恢复执行被西班牙法院暂停执行的加泰罗尼亚法律，并为未来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起草宪法。这些主张在加泰罗尼亚颇有市场。托拉在2018年5月14日赢得大选，并任命了几名入狱的政治官员作为他的内阁成员。

基于《西班牙宪法》第155条的授权，马德里政府动用国家警察对一些个人实施阻吓，撤销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罢免了加泰罗尼亚政府领导人，并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政府。尽管一些加泰罗尼亚人希望获得独立，但西班牙强力维护其领土完整的决心并未改变，就此而言，迅速实现加泰罗尼亚独立不太可能。当然，并非只有独立一个选项，加泰罗尼亚的另一个选项是与马德里重修关系。建立新的关系将为加泰罗尼亚赢回自治，加泰罗尼亚也能因此保持其文化和语言的独特性。2018年6月1日，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因丑闻倒台，这为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展开对话和协商打开了大门。

基于蒂利的分析框架（Castañeda & Schneider 2017），我们可以将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视为以下两个方面的产物：一是西班牙国家建设在加泰罗尼亚问题上失败的产物；二是加泰罗尼亚人争取独立所进行的一连串军事努力失败的产物。政治上所达成的协议一度将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拉扯在一起，但此后的两极分化让社会边界和民族认同的问题再度激发（Castañeda 2018b，Tilly 2005）。

在是否主张独立的问题上，有相当数量尤其是居住在大城市的加泰罗尼亚人并未发声，他们想要留在西班牙，这令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议题更加复杂（Castañeda 2018a）。不赞成独立的人包括来自西班牙国内和国际的移民、游客、外籍人士、世界主义者、跨国企业家以及从西班牙获益的加泰罗尼亚人。在西班牙作为欧盟成员以及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情势下，这些人看不到独立能够给自己带来任何真正的收益。人们也同时注意到加泰罗尼亚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成功生产者，在加泰罗尼亚的大多数西班牙人和国际移民的子女既讲西班牙语也讲加泰罗尼亚语，这些孩子首先认为自己是加泰罗尼亚人。

本章回顾了数百年来加泰罗尼亚人争取独立的历史。在本书所讨论的社会运动中，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运动，它有着极其明确的群体诉求，即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要求脱离西班牙而实现独立。17世纪40年代收割者之歌的特别之处，在于歌颂了加泰罗尼亚人对于西班牙精英阶层和剥削者的集体抵抗，它是加泰罗尼亚人民团结的声音；同样，象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星旗”是对要求脱离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公开展示；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参与的比赛中高呼“独立”，则是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另一种公开展示。数百年来，人们以城堡、金字塔、大规模街头抗议等形式进行着诸如此类的公开展示。加泰罗尼亚有相当多的居民通过价值、团结、规模和奉献（WUNC）的公开展示展现了他们对于独立的支持。尽管西班牙在主权上拥有加泰罗尼亚，但独立运动还是促成并赢得了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在参与2017年公投的加泰罗尼亚人中，92%的人支持独立；这些人诉求明确，并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场社会运动无力促成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但加泰罗尼亚人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诉求及其相应的公开展示不会停息。无法实现运动的既定目标，并不表明该运动就不是社会运动。就此而言，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是本书所讨论的历史最为悠久、历程最为漫长的一场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