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拓展与转型
目的论与主观愿望往往难分彼此：我们讲述历史，而所讲述的全部历史都旨在建构一个可以接受的今天和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这一点在1962年被秉承苏共中央委员会意志的高级党校国际工人运动与国家解放运动史学系不折不扣地予以落实。该系出版了一部厚厚的包含上下两卷的著作，对18世纪至近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国家解放运动进行了考察。这部著作耐人寻味地以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的时刻——作为上下两卷的分水岭：1917年以前的部分有644页，1917年至1939年的部分有634页。这一划分似乎是要表明1917年以前是革命的准备阶段，而1917年以后则进入革命的完成阶段。对他们来说，过去为证明未来的正确提供了辩护（Bogolyubov，R'izhkova，Popov & Dubinskii 1962）。
这部著作的每一卷都由一系列专题文章构成，这些文章对重大事件、经济变革、工业地区的工人运动，以及非工业地区的解放运动进行了论述。此外，它还逐一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进行了总结。以下是两卷首尾篇章的标题：
第Ⅰ卷第1章：产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与英法德三国工人的第一次独立展示
第Ⅰ卷第33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人运动和国家解放运动
第Ⅱ卷第1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第Ⅱ卷第27章：1917年至1939年间的国际工人运动——共产国际
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升级版的共产党宣言，它讲述了阶级的形成以及大众集体行动在军事斗争中的结晶化过程；至于其中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则被凸显为全世界反专制集体行动的先驱。第二卷的最后一章对1939年的状况做了如下总结：
战争爆发后，尽管很难再在各个政党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之间保持联系，也几乎不再可能召开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但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能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分析阶级关系，制定正确的战略路线，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从而投身到实现工人阶级利益、实现祖国自由和独立、实现民主、打倒反动派和法西斯的斗争中。在此，我们描述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Bogolyubov，B'izhkova，Popov，and Dubinskii 1962：Ⅱ，625）
对21世纪的读者来说，这首40年前的政党体散文诗连同其“正确分析”“正确的战略路线”散发着古董味儿。尽管如此，它将20世纪社会运动普遍隐含的一个观念展示了出来，即我们正在成就历史，我们将所向披靡。
1962年的苏维埃史学家固然旨在彰显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突出地位，但他们毕竟还是对世界范围内的相关运动进行了广泛观察。表4.1是第二卷中的一份年表，概括了在不甚安宁的1935年和1936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非共产主义性质的美国新政立法赋予（与行会完全不同的）工会以完全合法地位；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无论是否由共产党领导；以及西班牙和法国的左翼联盟取得选举胜利。毫不奇怪，年表的编撰者隐去了政治清算、农村人口被迫整体迁徙，以及这一时期斯大林将可疑的反革命分子驱逐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由于仅凭一种阐释模式即对历史进行分析，由此导致阐释者无法对这段时期苏联和世界所发生的事件作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如果仅凭这些史学家的记载，人们将无法准确地理解社会变革，也更容易盲从并相信目的论的叙事逻辑。
表4.1 苏联史学家编撰的1935—1936年运动年表
资料来源：Bogolyubov，R'izhkova，Popov & Dubinskii 1962：Ⅱ，633。
* 《瓦格纳法》（Wagner Act），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劳工立法，由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Wagner）提出，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7月5日签署。该法规定雇员有组织工会和同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雇主不得干预或压制雇员行使该权利，雇主不得禁止罢工和歧视工会会员。此外，法律授权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以保障劳工权利。这部法律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美国工人的大宪章”。——译者注
**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1936年初，为对抗国内的右翼联盟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法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联合工人总工会与社会党总工会合并成立了包括激进党在内的左翼政党联盟，并宣布其纲领为《截住通往法西斯之路》（bar the way to Fascism）；在1936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赢得378席，共产党拒绝入阁，但承诺支持社会党政府。——译者注
这份年表将1939年以前的20世纪国际工人运动描绘为偶尔遭遇挫折——如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动员——和起义失败，但其整体趋势是积累力量，是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壮大，是在决定性的1917年之后获得苏联共产党的启示和鼓舞。
此外，这部著作还收录了一些我们在回顾19世纪时已有所了解的事件，包括英国工人组织的部分合法化（1824年）、里昂工人1831年和1834年的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48年革命、武装工人政党的形成、美国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罢工浪潮、阿根廷社会党的成立（1896年）。其中，法国尤为这部著作所关注：部分源于它的革命传统，部分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法国19世纪政治史均有大量分析。
在欧洲和美国之外，编撰者记录了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1810—1826年）、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1857—1859年）、印度国大党的成立（1885年）、孙中山兴中会成立（1894年）、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者起义（1895—1898年）、智利社会党成立（1897年）以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899—1900年）。
然而，至少对渴望倾听社会运动的人来说，这部苏维埃著作没有显现某些声音。它以大量篇幅描绘英国的工业化和美国内战，却未能显现19世纪历史中的废奴运动，未能显现英国历史中的天主教解放运动、议会改革运动和妇女投票权运动，未能显现美国历史中的本土主义运动、禁酒运动和市政改革运动，未能显现阿根廷历史中的公民联盟，以及未能显现1847—1848年革命运动频发时代中的瑞士内战。国际工人运动与国家解放运动史学系的研究者们认真贯彻自己的使命，他们所考察的不是全世界所有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而只是那些意图将全世界工人拉入共产党所领导的争取自由的集体运动和斗争。
在一个如此受限制的范围内，这项苏维埃的研究计划呈现出一幅怎样的19世纪社会运动图景呢？从1962年向前追溯，这部著作绘制了一个光辉灿烂的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工人率先绽露阶级意识，拉丁美洲人民推翻了西班牙殖民者，中国、印度和拉美人民开始开展各式各样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并与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建立了联系。
对于跨入20世纪的苏维埃运动，这部著作认为，1905年俄国革命继承了19世纪的革命传统，但同时暴露出无产阶级尚未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而接踵而至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则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样板，提供了一个强大得足以扶持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政权，并因此使19世纪满怀希望的斗争事业得以巩固。从1917年至1939年，我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连串革命斗争：第三共产国际成立，进步运动从其1917年的发源地传播到日本、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乌拉圭、蒙古、埃及、中国香港、叙利亚、菲律宾和其他地区，以及20世纪30年代所形成的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当然，这部写于1962年的苏维埃著作必定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法西斯政权垮台，以及一个饱经磨难的苏维埃联盟作为胜利方屹立在硝烟之中。这也说明了这些史学家在阐释这段1939年前的历史时，是如何将目的论和主观愿望结合在一起的。
假设这些史学家将其理论脉络延伸至1939年至2000年间，他们可能正确捕捉到这一时期哪些主要特色呢？他们或许颇受赞许地预见到了反殖民主义运动，并特别预见到独立运动领导人将频繁标榜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以及将从中国或苏联得到鼓舞。他们或许颇感满足地预判到日本、韩国、巴西以及其他一些快速工业化国家形成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他们或许还会基于事实预判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不过，以下三个方面超出了他们想象：一是被西方观察家后来称作“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蓬勃发展；二是一些社会主义政权的分崩离析；三是此后的历史学家在以新社会运动为一方和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