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的有害假设以及生产高级故事

社会运动的有害假设以及生产高级故事

蒂利曾经谈及八种“有害假设”,也可以说是错误的结论,并告诫社会科学家们在研究和提出社会理论时远离这些错误的理念。这些假设或结论由19世纪的流行社会理论提出,并不受质疑地常常为许多当代学者所复制(Tilly 1984)。延续蒂利有关“有害假设”的论述,我在此重点介绍与社会运动相关的有害假设。在对某个运动进行描述时,案例研究不失为一个有用的方法,但是,如果案例研究所凭借的是对于社会运动的理想化理解,相关分析就有可能误入歧途。以下所陈述的内容与一些众所周知的流行观点背道而驰。我希望读者记住以下八点,从而避免或意识到常见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错误假设。

1.切勿以为社会运动有着清晰的边界,是统一协调和连贯一致的运动。研究者通常将“运动”中的行动者视为一个单一的整体,从而掩盖了以下事实:(a)不断的争名夺利和重组与社会运动常相伴随;(b)组织者、选民、目标群体、政府当局、盟友、竞争对手、对手和旁观者之间的频繁互动为社会运动提供了不断变化和变异的动力。小心翼翼地为一场社会运动加诸名称只能削弱社会运动在运动主旨、行动者和斗争的表演形式上的连续性。我们不应局限于那些有着相同名称的斗争事件并因此限制了自己的研究。

2.切勿仅关注有着某种政治边界(political borders)的社会运动,也不要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只是存续或结束于某一个国家范围之内的问题,避免因此陷入方法论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Babones 2014;Tilly 1984;Wimmer & Glick Schiller 2002)。社会运动不分国界,彼此共享着重要的跨国元素。就此而言,本书第二部分的案例研究不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州甚至一个国家;这些运动本身也往往是在不同的地域之间流转。尽管不限于地域的研究将使研究更加困难,但如此才能更好地反映出这些运动在目的、诉求和对象方面所存在的影响和变化。尽管案例研究所讨论的事件大多发生在北美,但其影响和启示意义却超越了这一地理范畴;不能承认这一点无疑是一个错误。

3.切勿执着于某种与历史事件和经验数据相抵牾的理论观点。与其试图将自己的研究用于证明某种理论或维护某种意识形态,不如通过经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让自己有新的发现,看到此前未曾想到的模式和动态。请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过程和机制,而非规范(normative)和目的论(teleological)性质的理论陈述。践行过程与机制研究的一个良好途径是对事件进行编目(Tilly 2002,2005,2008a),并进而对斗争事件的动力进行分析(McAdam,Tarrow & Tilly 1996;Tilly & Tarrow 2015);过程与机制研究所强调的是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非围绕事件的后果及其政策或道德上的影响开出种种处方。

4.互联网、“推特”、“脸书”和“油管”视频已成为了解社会正义运动、追随一场社会运动甚至研究运动模式的重要渠道,但正如蒂利所告诫的,我们应当谨防陷入技术决定论。通信系统和传媒的发明不能单方面改变社会运动的特征。

5.思考时间和范围。社会运动不同于政治或商业的公关活动,也不同于时尚、休闲或热门话题(hashtag)。无论一场游行有何等规模,都不足以被称为一场社会运动。一场社会运动往往需要持续数月以上。

6.社会运动不必直接牵涉政策改变或政治领导人选举。社会运动的最终目标毋宁是让人们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与观念,并使之得以缓慢改善。

7.社会运动并非因为存在公认的领导人才可被称为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更多旨在消除国民类别的不平等而非成为个别人的拥趸。

8.社会运动并非因为存在诸如社会运动组织(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之类的组织才可被称为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组织有助于持续性地对特定的群体进行动员,但是否存在制度化的组织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成功的唯一成因。

上述观点将在以下篇章的案例研究中予以说明。我们的案例研究并不依照时间顺序线性地呈现事件,而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一些主要事件反复予以审视;其中也可能收纳了相关运动参与者的叙述、其他学者的论述,以及以蒂利的方式对相关新闻报道所做的解读。有志于深入了解这些运动的读者可以阅读其他社会运动学者更为详尽的论述,而这里所做案例研究的目的仅在于为比较分析和理论测试提供一个框架。

蒂利在其晚期著作中常常谈及叙事(narratives)之于建构的意义,以及对理解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讲故事的重要性,并鼓励社会科学家们通过简短的故事——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传达经验发现或理论见解。不同于民间故事的线性结构、简单化叙事和寥寥无几的人物,蒂利所说的高级故事(superior stories)包含了众多角色和非线性的情节发展,它绝不夸大个人、个体意志和计划方案的作用,呈现出的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和种种间接的因果关联;蒂利通过这些高级故事讲述现实(Tilly 2006,2008b)。若能牢记上述八个要点,我们就有可能讲述社会运动的高级故事。

〔1〕.本章作者是欧内斯托·卡斯塔涅达。本章曾于2018年分别提交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多伦多会议和社会科学历史协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凤凰城会议。感谢杰克·戈德斯通(Jack A.Goldstone)、比尔·罗伊(Bill Roy)、西尔维娅·佩德拉萨(Silvia Pedraza)、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赛义德·阿约曼德(Saïd Arjomand)、杰夫·布隆本特(Jeff Broadbent)、马丁·罗伊·普罗克(Maarten Roy Prak)、多纳泰拉·德拉·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韦恩·特布雷克(Wayne Te Brake)、塞西莉亚·沃尔什-拉索(Cecelia Walsh-Russo)、约翰·克林斯基(John Krinsky)、米丽娅姆·昆克勒(Mirjam Künkler)、查瑞斯·迪米特里乌(Chares Demetriou)、尼克·图卢迪斯(Nick Toloudis)、蒙娜·埃尔-哥巴希(Mona El-Ghobashy)、兰达·塞汉(Randa Serhan)、阿莉扎·卢夫特(Aliza Luft)、张扬(Yang Zhang)、安娜·斯卡佩利斯(Anna Skarpelis)、多洛雷斯·特雷维佐(Dolores Trevizo)以及其他查尔斯·蒂利的研究者和同事,特别感谢莱斯莉·伍德、克里斯·蒂利、莫拉·芬内利(Maura Fennelly)以及埃里卡·莱斯托(Erica Lesto),感谢你们的有益交流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