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形式向国际化适应

马尔堡的事例表明对于一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而言，扎根于地方的培植工作是何等重要。这一点具有普遍性。在前文有关印度尼西亚和斐济的匆匆一瞥中，我们了解到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无法一成不变地全盘从一种政治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政治文化（Chabot 2000；Chabot & Duyvendak 2002；Scalmer 2002b；Wood 2012）。个中原因在于，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最为通常的是基于本地或本国的议题向本地或本国的听众伸张诉求；除使用众所周知的习语、展示众所周知的象征物、利用已经建立的组织形式外，没有更好的选择。当然，他们也有创新和借鉴。20世纪社会运动出人意料、遍及全球的发展颇为嘲讽地既形成了某些共性，也形成多样性。共性之产生，源于社会运动的表演——诸如示威、成立统一阵线、联合会和专项协会——为各地的诉求者提供了样本；而多样性的产生，则是因为各地的组织者以不同的方式将社会运动的策略整合到地方性的环境和条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