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大众动员

发生在印度的事例为社会运动的扩展提供了例证。印度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人口大国，也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最迟自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至今，印度已发动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甘地在组织协会、发动游行、发表声明、开展运动和WUNC展示方面是一个天才，其社会运动自成一体。他在旅居南非期间成长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行家里手。他曾在英国逗留并组建了一家从事战争服务的印度公司，1914年返回印度。

返回印度后，甘地一方面支持英国作战——印度军队在战争中被派往欧洲、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埃及和东非；另一方面，他在扩大国大党的政治地位和促使国大党与全印穆斯林联合会（All-India Moslem League）结盟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穆斯林背景的行动者通常不愿背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时仍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穆斯林国家），而与奥斯曼为敌恰恰是英国此次战争的目的，因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结盟的工作并不顺利。1915年，一个穆斯林阴谋团体向德国寻求支持，试图针对在印度和阿富汗的英国人发动起义。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蔓延之际，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合会提议选举产生印度立法会，以此作为迈向政府自治的第一步。他们甚至在1916年批准了印度民族主义者先前反对的一项方案——为穆斯林选民划拨特别选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的群众运动陡然升温——这与当时欧洲的状况亦相吻合。当殖民政府采用压制手段予以回应时，甘地领导了一场由罢工、示威和消极抵抗组合而成的运动。4月，当局以违反了不得在旁遮普从事组织活动的禁令为由逮捕了甘地。1919年4月，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14]的大型抗议示威活动中，一名英国军官下令封锁集会区的唯一出口并下令向人群开枪，致使379名示威者遇难，1200余人受伤。社会运动随之陷入低谷。随后，殖民政府宣布戒严并对示威者予以严惩——其形式包括当众鞭打以及强迫在大街上爬行，这些“善后”措施在印度和英国招来广泛谴责，也加快了印度迈向政府自治——或者说是让更多印度人进入印度政府——的步伐。

英国随后提出的改革方案使国大党发生分裂。甘地派坚决反对英国的局部改良措施。1920年，国大党发起了不与英国当局合作、联合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印度人团结在真理之路（satyagraha）、联合抵制（hartal）、独立自治（swaraj）的旗帜下。每一面旗帜都拥有宗教、道德和政治上的无穷意蕴，相应的行动还包括辞去公职、不参与选举、从学校退学、避免去法院出庭。此外，还包括一些惊人的举动——如甘地在孟买点燃篝火焚烧外国服装（1921年8月）。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民族主义者积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社会运动诉求伸张形式，其矛头直接指向英国的统治。

与此同时，穆斯林民兵也组织自己的运动，以捍卫作为全世界穆斯林领袖的土耳其苏丹（皇帝），他们试图复兴1914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重建穆斯林对近东信仰圣地的控制。此时已取得支配地位的国大党，对其穆斯林盟友的上述计划谨慎地予以支持。尽管甘地及其追随者坚持非暴力，但在许多地区还是发生了印度人袭击地主、放债人和政府官员的事件；而穆斯林袭击印度地主的事件则导致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更大范围的冲突，进而导致政府自治运动再次发生分裂。随着冲突在1922年愈演愈烈，殖民政府将甘地投入大牢，从而掐灭了这场浩大而混乱的不合作运动。不过，尽管多次入狱，甘地依然作为印度最耀眼的社会运动组织家不断开展运动，直至1948年被一名心怀不满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暗杀。毫无疑问，他是一名鼓舞人心的宗教偶像，也是一个完美的政治企业家。

印度的社会运动不会因为甘地的逝去而终止。印度独立后（1947年），印度教领袖继续从事社会运动并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剧目形式。我们不妨回顾那场极不寻常的狂暴运动——即以在穆斯林神殿旧址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的方式确立印度教在历史、宗教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阿约提亚（Ayodhya），坐落着始建于16世纪的巴布里（Babri Masjid）清真寺——据称是第一个莫卧儿（也是穆斯林）皇帝巴布尔[15]于1528年所建。1992年12月6日，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里：印度教激进分子捣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并着手在原址兴建一座印度教寺庙，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波及全国的暴力冲突，致使大约1200人丧生（Bose and Jalal 1998：228；Madan 1997：56—58；Tambiah 1996：251；van der Veer 1996）。

这起极具新闻价值的事件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运动。19世纪，与这座清真寺毗邻的一片台地被认定为印度教史诗《罗摩传》[16]中英雄罗摩的出生地。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16世纪的莫卧儿皇帝在征服途中捣毁了一座印度教古庙，并在原址建造了清真寺。

这片台地成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断对峙的导火索，也为在原址重建印度教寺庙提供了理由（Brass 1994：241）。重建的企图曾被殖民政府迅速扑灭，但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大约50—60名印度教徒一夜间占领了这片台地，并供奉了印度教神像。为了回应随之而来的穆斯林抗议，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自称是世俗政府）接管并关闭了清真寺。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武装分子曾一度试图捣毁清真寺，为罗摩重建一座寺庙。1989年选举前夕，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行动者将他们所说的圣砖运往阿约提亚，并为他们的寺庙举行了奠基仪式。

次年，印度人民党主席拉尔·阿德瓦尼（Lal Advani）率领他的竞选车队，穿越印度北部前往阿约提亚朝圣，他一路许诺要重建罗摩神庙。阿德瓦尼朝圣之旅的起点是索姆纳特（Somnath）——据称这里还有另一座被穆斯林所毁的印度教寺庙。朝圣伊始，阿德瓦尼就宣称：“为了这座寺庙，我们可以牺牲不止这一届政府。”（Chaturvedi &Chaturvedi 1996：181—182）阿德瓦尼的追随者把他的丰田面包车打扮成传奇英雄阿尊那[17]战车的模样——犹如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电影《摩诃婆罗多》[18]。在人民党的大篷车沿途所至的城镇和乡村，阿德瓦尼的战车迎来了花瓣、坚果、点燃的熏香、檀香蜜饯等众多礼物，以及当地妇女的祈祷。就在他的阿约提亚之旅还剩最后一程时，政府逮捕了阿德瓦尼；但他的追随者已先行抵达阿约提亚，其中一部分人冲破了警察设在这座惹麻烦的清真寺周围的路障，而警察也随即开枪，打死了“大量”印度人民党的运动支持者（Kakar 1996：51）。

警民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行为代表善意的暴力：一方为保卫公共秩序，另一方为神圣的事业而牺牲。印度教行动者在河堤旁举行了大型追悼仪式，火葬了遇难者的遗体，并将烈士的骨灰带回其各自家中。阿约提亚的灾难很快导致了印度教徒、穆斯林和警察更大范围的冲突。与这些冲突事件相交织的是高种姓学生公开抗议国民政府重新启动低种姓者权益改善计划（Tambiah 1996：249）。

冲突一直持续到21世纪。激进的印度教领袖频频发誓要在巴布里清真寺原址建造（或者如其所称的——“重建”）他们的神庙。2003年，北方邦法院命令印度建筑勘测局（以下简称ASI）运用科学技术对该址进行勘验。在ASI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镶有印度北部神庙特有图案的50根柱基和其他一些人工制品。这一新发现并未使问题得到科学、冷静的解决，反而在建筑学界引发了激烈分歧，同时令印度教行动者欣喜若狂。阿德瓦尼宣称“ASI的报告令千百万罗摩神的皈依者由衷喜悦”（Bagla 2003：1305）。2003年，北方邦一家法院撤销了针对阿德瓦尼的指控，对其煽动1992年袭击阿约提亚清真寺的事件不予追究。不过，一家高等法院在2005年撤销了这一判决。同年，被怀疑是伊斯兰宗教激进分子的袭击者驾驶满载炸药的吉普车，在有争议的神庙工地墙壁上炸开一个大洞，5人在爆炸中死亡（BBC 2005）。2010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Allahabad High Court）裁决巴布里清真寺原址的三分之二归属印度教徒，三分之一归属穆斯林；双方均表示将对此裁决提起上诉（Freedom House 2011）。

上述颇具戏剧性的事件不可能在印度之外的任何地方发生。该事件组合了下列要素：一场运动（不仅旨在建造一座印度教神庙，而且为印度人民党寻求政治支持）；一系列社会运动表演（协会、会议、列队行进等）；轰轰烈烈的价值、规模、统一和奉献展示。就这些要素而言，印度教组织者所做的政治工作颇为类似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社会运动领导人，连同刺耳地宣称“我们先来的”也是一样的。犹如甘地及其合作者针对英国殖民体制并将英国政府视为目标之一而开辟了富有印度特色的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印度人民党在追逐世俗的国家权力的同时，显然也在他们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中结合了印度教的宗教成分。就此而言，社会运动所具有的独特两重性——即社会运动的形式、实践和意义兼具“地方性”和“国家性”——在印度的运动中几乎难分彼此。

到了20世纪末，社会运动已成为民主和正在民主化国家中普遍可资利用的大众政治工具。与此同时，社会运动也被用于从事一些令19世纪早期的社会运动先行者深感惊骇的计划。社会运动这一时期所吸纳的文化形式和技术手段，也是任何一位19世纪的社会运动行动者无法想象的。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组织者、政府当局和警察之间磨合而成的社会运动的常规套路极大地减少了诉求过程中暴力的发生。此外，20世纪末的组织者比他们19世纪的前辈更加积极地创建国际性的社会运动联盟。这也就将我们引入了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