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述埃及
回述2011年埃及的抗议活动既有助于澄清社会运动在21世纪公共政治中的地位，也为我们质疑新的通信技术将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了佐证。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埃及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的统治——英国的军事存在一直持续到1954年——之后逐渐崛起。随着新独立的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并导致开罗遭到轰炸。虽然埃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和繁荣，但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得美国、英国等国际强权常常对该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横加干预，并因此造成这个国家的政权很难对其本国民众负起责任。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在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后遭到暗杀；1981年，同样是军官出身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上台执政。从那时起，埃及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而腐败日益严重，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有权任意禁止或驱散与选举有关的集会、示威和公开会议，同时有权无限期羁押任何公民而无须提出任何指控。
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增长，但其增长仅仅使国内的一小部分人口受益。在其经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埃及军方——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军方所把持的企业广泛垄断了供水、石油、酒店、水泥和建筑等行业。2010年，埃及人口中大约40%的人生活在每天不超过2美元的贫困线甚至低于该贫困线（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1）。埃及在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中排名第90位，而美国则排名第42位。埃及官方所公布的失业率是9.7%，但实际失业率——包括非充分就业——可能是官方数据的2到3倍。
1991年，随着经济危机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争取了3.72亿美元贷款，这是150亿美元紧急经济援助的一部分。作为回报，埃及同意通过削减预算赤字、放开石油等产品价格、实行私有化以及放松政府管制等方式重振经济。此后，埃及开始课征销售税，提高了国内能源价格（McCormick 2011，New York Times 1991），并在2004—2008年间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了若干重大经济改革（McCormick 2011：3）。然而，这些改革因经济危机而步伐放缓。自2007年以来，埃及人的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婴儿死亡率上升（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s 2007—201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数据表明2010年6—12月间埃及人用于购买食物的平均花费飙升了32%（Schechter 2011）。
在2011年所谓“埃及革命”爆发前的几年间，抗议活动一直与日俱增，并有证据表明社会运动的斗争剧目已在传播。埃及土地人权中心（Land Center for Human Rights）的报告显示工人的抗议活动日益频繁——从2002年的97起升至2009年的742起（Awad 2010a）。自2008年以来，人们一直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提高薪酬和最低工资，并呼吁对商品价格进行控制；此外，人们也举行了旨在反对警察暴行和《紧急状态法》（Emergency Law）的示威活动。在上述动员活动中，“受够了”（Kefaya）和“4月6日组织”（April 6 group）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两个最重要的社会运动组织。“受够了”于2004年成立，其成员为工会会员；“4月6日组织”源于2008年4月尼罗河三角洲的工人罢工：参与罢工的示威工人在扯掉穆巴拉克画像后遭到残酷镇压，警察杀害3名示威者并逮捕了包括博客作家在内的数百人（Saleh and Abdellah 2010）。这两个组织都在关乎经济核心议题的斗争中贯穿了民主诉求（Amar 2011b）。
参与动员的团体并不仅限于此。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就在2009年冬春交汇之际（2009年1月17日）组织了旨在反对以色列入侵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动员活动也出现在大城市以外：2010年1月发生了多起旨在反对将一些社会群体排斥在公共政治之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包括贝都因人（Beouins）在西奈半岛集会，抗议政府未能对遭受洪灾的他们提供援助（Reuters，January 2010）；而就在同一个月，科普特正教会因其6名信徒以及1名穆斯林警察在卢克索（Luxor）被杀而抗议政府对其社区缺乏保护（Reuters，January 13，2010）。
尽管抗议者不断遭到逮捕和殴打，但这些斗争事件中的每一起都为2011年1月的社会运动动员奠定了基础。当警察逮捕并杀害哈立德·赛义德的事件发生后，动员活动大幅增加，反对党成员和公众人物越来越认同并支持这场正在蓬勃兴起的运动，其部分原因也在于人们对2010年议会选举和2011年总统大选有所期待。
伴随着突尼斯的年轻示威者们举行抗议活动以声援一名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因未经许可贩卖蔬菜而遭到处罚并因此点火自焚，这场斗争在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和普通民众中引发了共鸣，人们从相似的生活中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当示威者们成功地将其长期在位的领导人赶下台时，他们向批评自己国家政权或政策的人发出了适时发动社会运动的信号。
2011年的埃及斗争事件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哪些启示？
第一，尽管尚不具备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埃及的民众却在本国开展了社会运动实验并将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带入一个新的地域。他们所举行的游行、集会、占领公共场所以及罢工等活动既充分显现了地方特色，同时也在形式上清晰地呈现为国际社会运动斗争剧目的一部分。这些斗争剧目构成了一场持续的运动，从而对政府施加了影响，不断彰显了行动者的WUNC展示，并伸张了行动者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社会运动在21世纪早期依然与民主化携手并进，其态势与20世纪后期相仿。
第二，埃及的斗争事件表明社会运动同样可以兴起于社会分层或地理区域分割较为严重的国家或地区。不仅止于埃及，突尼斯、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地的民主抗议活动亦复如是。就社会分层而言，大多数支持者和参与者都是年轻人，他们受过教育却难有就业机会。区域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大多数支持者和参与者都生活在所在国家繁华的城市中心区域；至于远离城市和缺乏熟谙通信技术的年轻人的区域，其公共政治往往与社会运动无关，而是与宗教领袖、土匪、人质劫持组织、游击队、庇护者及其扈从关系相关联。无论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中保持威权统治的区域，它们都仍然外在于社会运动的世界。
第三，埃及的斗争事件表明国际联系在社会运动中至关重要。《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埃及的一些青年运动领袖在参加2008年纽约举行的一场技术会议时，向与会者讲授了他们如何运用社交软件和移动通信技术推动民主运动。为此次会议提供赞助的机构包括“脸书”、谷歌、音乐电视（MTV）等公司，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以及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联系、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式各样的移民将埃及与突尼斯、美国、加沙、英格兰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在博客对抗议活动进行在线报道之后，国际媒体就有可能跟进报道，而一旦一个事件登上了（部分基于电子通信技术的推动）国际媒体的版面，行动者们便唯有在本地和世界两个舞台同时开展行动，除此之外别无选择。2011年的埃及抗议事件是否因此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实例或是全球化的一种结果呢？强化国际联系之于社会运动的意义并不在于建构或促成了反政府的动员活动。我们至多可以说，21世纪埃及城市中的年轻人被充分整合到——其本国的独裁统治者无法有效地控制民众参与国内和国际政治活动的——全球权力和通信交往圈中。
第四，移动电话、“脸书”“推特”以及“油管”频道的广泛运用对开展新的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借助于私人通信圈，对相关议题有所关注的民众可以不必通过有形的组织而进行联络交流，由此所形成的动员范围更广，但也可能更加难以预测和持久。
第五，参与者的本土文化及其国家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借助于成本更低和速度更快的通信方式，埃及的民众得以更加快速和更大规模地组织在一起；但其斗争动员的基本轮廓——至少在外部观察者看来——却与手机和互联网出现之前埃及的斗争政治高度相似，也与民主和半民主国家的早期社会运动高度相似：同样是公民不服从，同样是同一颜色的着装并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集会，同样是有名人参与并向政府大楼游行。
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对媒体资源的运用限制了我们的认知。媒体报道能够极大帮助我们了解哪些行动类型必须予以解释，哪些主要的政治行为体（个人和集体）参与其中，以及这些行为体之间形成了何种联盟关系。然而，对于诸如民众动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运动成效等令人担忧的问题，媒体资源本身并不能给出答案。若非近距离地对运动参与者的交互行为进行细致观察，我们亦无从回答上述问题。
基于现有的证据，我们所能得出最恰如其分的结论是：站在政权对立面的政治企业家们对不满的民众实施了动员。手机短信、“脸书”用户、博主以及“推特”用户进一步将民众的不满放大并予以广泛传播。经济危机，加之警察杀害哈立德·赛义德的事件，则为这种不满和动员提供了背景。上述因素辅以突尼斯的领导人遭到罢黜，均向民众发出了存在政治机会的信号，而国际联系也为相应的诉求伸张活动提供了诸如“权利”“民主”等话语模板。其结果便是在这一地区出现了游行和示威活动，社会运动未经事先铺陈便已成为这一地区伸张压抑已久诉求的一种可资广泛利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