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冒险活动
1848年2月25日，巴黎在数天前再次爆发革命[1]的消息传到了里昂。数百名织布工人从克鲁瓦—鲁塞（Croix-Rousse）的丝织厂区游行进入市中心，他们高唱马赛曲，沿着罗讷河（Rhône River）行进，最后穿越城市中心岛抵达泰尔乌广场（Place des Terreaux）和里昂市政厅。军队被人民群众制伏，他们转而要求代理市长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宣布共和。代理市长一一照办。聚集的人群随后进入市政厅，推选出了一个由织布工人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在“七月王朝”（1830—1848年）[2]统治时期，有组织的丝织工人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展示自身力量：他们在出殡仪式中游行，在法定节日里游行，在1831—1834年间的数起暴动中游行。但是，除了突发性危机和官方批准的集会和游行外，工人们通常避免发动像1848年2月这样自发的游行，因为保皇派的法律规定只要有证据显示工人有组织地集会，便触犯了相关的法律禁令。
随着革命政权登台亮相，以往蛰伏在里昂专制阴霾中的工人和革命者组织中产生了民兵组织（popular militias）。诸如此类的政治协会犹如雨后春笋，其中一些是新成立的，另一些是由以往的秘密团体或非正式俱乐部简单转化而来。这些组织经常上演一些爱国仪式——如种植自由树等。尽管保守派中央政府遏制里昂激进行为的拳头越捏越紧，但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里昂的民兵组织和相关俱乐部还是多次集会，并多次在城区街道举行游行。1848年3月14日，里昂市的左翼报纸《民权保卫者》（Tribun du peuple）刊载了如下报道：
3月12日，一群市民在四个头戴自由帽的男子带领下游行穿越整个城市。他们跟随在象征解放的神圣标志——自由帽——后分成两个队列向前行进。在队列的中段，一个同样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引人注目：市民组成的方阵围着一名被粗绳五花大绑的男子，他拖着一面可怜巴巴、已经褪色的旗帜，旗上垂着黑色的绉绸。这是一面白旗，被这名男子近乎拖曳着前行，旗面裹着旗杆，犹如一具盛殓可悲罪犯的棺材送他上路。这番景象让每个市民心满意足。
（Robert 1996：86）
红色帽子代表革命，白色旗帜象征着正统、象征着老波旁王朝的余孽（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但在1830年的革命中彻底覆灭）统治法国的野心。伴随着巴黎市民持续两周的革命，里昂市民常规性地或是发动或是观看了街头示威活动。此外，示威者还运用广为人知的民族标志作为示威活动的WUNC——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展示。
那么，到了1848年3月，社会运动是否已在里昂和法国成为大众政治的常规手段呢？这个问题既有趣又富有争议。我们必须仔细观察1848年，方能判断运动、斗争剧目和WUNC展示的组合是否已被大范围的诉求者所运用。最佳的答案是：是的，但只是暂时的。
在有关示威活动——而非社会运动的完备形态——的专论中，里昂史的研究者文森特·罗伯特（Vincent Robert）认为：尽管在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时期里昂的示威活动接连不断，但是，它在当时尚未真正成为可资运用的集体诉求伸张手段，直至19世纪90年代的国际劳动节动员才使之遐迩闻名。（注意：我将罗伯特用的manifestation译为英语“demonstration”（示威），前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涵盖cortège，défilé，démonstration和rassemblement等词在法语中的含义［Pigenet & Tartakowsky 2003：84］。）在罗伯特看来，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政府都拒绝公开承认示威活动是一种能够起到作用的政治形式，因此，里昂当局通常是指派警察去保护和疏导示威活动，而非视之为非法活动予以打击。
不过，罗伯特承认，里昂市早在1831年就已经有了示威活动的雏形（protodemonstrations）。这一年的1月19日，大约1400名工人聚集着从市中心出发，步行越过索恩河，沿途高呼“要工作、要面包”等口号，15名示威者遭到当局逮捕（Rude 1969：198—202）。进一步的示威活动发生在2月12日（黑旗起义）和10月25日（大约有6000名参与者）；随后，在11月21—24日爆发了一场全面暴动：以大规模示威开场，以群众接管里昂市政收场（Rude 1969：208，316，357—596）。1834年，里昂丝织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与巴黎起义者合作发动了另一场大规模起义。里昂丝织工人所开展的示威活动，至少为1848年革命之前的政治史写下了不可忽视的篇章：从那时起，工人们就在镇压迹象稍有缓和——或是民主迹象稍有萌动——时及时而频繁地发动示威活动，而在镇压风声再次趋紧时做到敌进我退。
在1848年革命的头一个月，里昂至少爆发了8场示威活动。这一年的3—4月间，民主俱乐总部（Central Democratic Club）为争取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组织了数起大型示威活动（Robert 1996：94—100）。很快，妇女组织、政治俱乐部、拿破仑军队的退伍兵、中小学生、国家工厂的工人也举行了反失业示威活动，而有工作的人则在里昂举行了罢工。大多数示威活动都把自身的特定诉求整合到团结新政权的共同诉求中。他们提出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坚持认为示威活动的参与者及其所代表的人民应当享有公开言论的权利。
然而，街头游行与集会很快被严厉地镇压下去，示威活动自此销声匿迹了大约15年。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3]的最后几年是法国快速工业化的时期，此时的政权开始部分放松对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控制。1864年，帝国赋予人民有限的罢工权利。1868年，工人获准依法举行公共集会而不必事先征得政府批准。同年下半年，帝国法令允许工人建立工会，条件是工会章程必须经政府批准、会议纪要上交政府备案、相关会议允许警察派员旁听。
以已经取得的部分合法化为后盾，里昂工人的示威活动在1870年——第二帝国的危机之年——再度高涨。负责植物园车站的一名警察探子在1870年4月30日的报告中写道：
昨天傍晚，一支大约200人的队伍从克鲁瓦—鲁塞行进至我的辖区，领头的是一个临时找来的司仪，他拿着一根棍子，后面跟着4个火炬手和一个举着红旗的16岁孩子……。这伙人看上去在14—25岁之间，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拿着棍子。他们唱着吉伦特派的马赛曲，然后用“点灯火”的调子高唱“打倒皇帝！共和万岁！”人行道的两侧各有大约30名工人模样的人，年龄在30—45岁之间，他们跟在这支队伍的后面，看上去像是在保护游行队伍。（Robert 1996：168—169；点灯火，字面的意思是小油灯，是一首三拍单一旋律的革命老歌）
从那时起，示威者和里昂当局就玩起了老鼠和猫的游戏，直至1870年9月4日爆发新的革命[4]。
从1870年9月到次年春天，一面革命的红旗一直飘扬在里昂市政厅的上空。这个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具有激进色彩的自治公社，随后在1871年4月政府的武力镇压中惨遭扼杀（Aminzade 1993，Gaillard 1971，Greenberg 1971）。在这场新的革命中，示威活动作为剧中插曲再度出现，不过其步伐趋缓，已无法与1848年相比。最后，第三共和国政府自上而下地恢复了秩序。在此后的大约二十年里，里昂的示威活动主要是改头换面地混迹于其他类型的事件中：反对教权主义的葬礼，巴士底日（Bastille Day）的地方庆典，官方庆典，宗教游行，向市政府或国家当局派遣工人代表团。1884年，工会得以合法化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志愿者团体的扩大，示威活动才再度在里昂的公共生活中闪亮登场。
与法国其他地区一样（Tilly 1986：313—319），1890年的国际劳动节同样在里昂开创了一年一度的工人示威活动：大约15000名工人在这场首次彰显工人团结的国际性展示活动中登台亮相（Robert 1996：270）。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除工人以外的许多团体都在里昂举行了示威活动：天主教的、反天主教的、反犹太人的[5]，不胜枚举；示威活动已越来越接近于全国性社会运动。罗伯特认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示威活动已成为城市政治生活的普遍形式，成为寻常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组织游行尚须官方批准，但此时政府已心知肚明：禁止比批准更危险，不予理睬反倒能使事件和平发展。
（Robert 1996：373）
罗伯特以其结论挑战我对法国斗争剧目的变迁所做的时间界定。不过，我们实际上都同意，在1848年革命前后，传统的公共诉求伸张方式开始在法国急剧衰落；正是在此青黄不接的时刻，示威活动成为伸张纲领、表达身份和陈述立场的标准手段。
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政权反复，这些政权对示威活动或是相对压制，或是相对宽松；在此期间，示威活动再度得以广泛运用，直到1940年德军入侵并占领法国。1944—1945年法国解放后，示威活动的“广泛运用”再一次失而复得，而且恢复得极为迅猛（Duyvendak 1994；Fillieule 1997a；Tartakowsky 1997；Tilly 2003：207—213）。诸如组建专项协会和联盟、组织伸张诉求的公共集会、对WUNC展示推陈出新等社会运动的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和其他要素在持久的公共运动中的融会贯通，也经历了与示威活动相同的历程。鉴于此，我们认为社会运动是在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成为法国大众政治的普遍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