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

“愤怒者”运动驻扎在西班牙公共广场的营地遭到清场后不久，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们就在纽约金融区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扎下营地。这场自称“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在2011年9月17日启动，并以祖科蒂公园的营地为基点“蔓延至美国100多个城市，成为一场在全球1500多个城市开展行动”的反不平等运动（OWS 2018）。此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这场运动批判性地提出全球财富和权力正日益集中于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口（Alvaredo et al.2013；Atkinson，Piketty & Saez 2011；Stiglitz 2003），同时对经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未能成功回应上述趋势提出批评。

与西班牙“愤怒者”运动所遭遇的一样，“占领华尔街”运动同样遭到主流媒体的抨击，被认为具有破坏性、反民主以及缺乏明确目标。许多专家声称参与运动的露营者们要么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要么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正如我此前所说的，这类说法不仅不准确，而且带有这样一种意味：含冤受辱的群体应当以标准格式提出诉求，并伴之以相应的解决方案或政策建议；唯有如此，他们的声音才有可能得到认真对待；唯有如此，政治领导人物才有可能作出回应。这种所谓政治行动的适当形式，是基于对历史上成功的社会运动所做的模式化理解而形成的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将社会运动描述为一场又一场由拥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所领导的团结一致、目标明确的斗争；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叙事中重新建构了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凯萨·查维斯（Cesar Chavez）领导的墨西哥农工工会运动，以及曼德拉领导的旨在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在诸如此类的叙事中，我们抹掉了运动中的重要盟友，抹掉了敌对方的领导人，抹掉了运动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我们常常在回溯社会运动时设定一个框架，例如，基于《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框架重新定义此前所发生的民权运动。就历史上的社会运动而言，其所谓的共识和明确诉求往往都是人们在事后所建构的（Castañeda 2014：237）。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在目标和策略方面存在内部分歧（Snow and Soule 2010），这些运动所蕴含的理念、所代表的正义、所具有的合法性亦在其发生的年代遭到记者和观察人士的否定。就此而言，期望当代的社会运动与历史上成功发生并且在叙述中被重构和程式化的社会运动相符合，对于我们分析社会运动毫无益处（Castañeda 2014：237）。

正如“愤怒者”运动所显示的，“占领”这一行为有着明确的诉求。媒体的批评反映了人们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运动存在着一个由其拥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所提出的主要目标。也正是基于这种假设，媒体往往指责社会运动空洞无物、缺乏理性、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类似的指责并非仅限于针对“愤怒者”运动，也被用来针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成员。

尽管占领者来自美国社会的各个群体（Cordero-Guzman 2011），但“占领华尔街”运动同样面临如何参与运动、如何引发关注、如何反映诉求、如何为社会中99%的大多数发声等方面的挑战（Ehrenreich 2011；Smith，Castañeda & Heyman 2012；Stoller 2011）。这场运动向人们提出了当代美国所面临的收入不平等、竞选资金不受控制，以及代议民主制度存在局限性等方面的重要问题（Calhoun 2013；Castells 2015；Gitlin 2012）。在运动持续两个月后的2011年11月15日凌晨1时，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命令纽约警察发动突袭，占领祖科蒂公园的抗议者遭到驱逐并被命令不得返回（Downi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