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格林神父
以查尔斯·爱德华·库格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为例。这位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牧师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运动领袖，直至教会在1942年迫使其返回教区岗位。库格林牧师1891年出生，在加拿大完成教育后在安大略省温莎市（Windsor）附近的圣母学院（Assumption College）担任教职——这个学院与底特律一河相隔。1923年，他成为密歇根州卡拉马祖（Kalamazoo）一个教区的助理牧师，后又转到底特律市中心的一个教区。底特律主教赏识他的口才和组织能力，很快任命他为一个小村庄的牧师，随后又任命他为洛艾耳欧克（Royal Oak）一个教堂的首席牧师——三K党曾在此北部郊区焚烧十字架并恐吓天主教徒。三K党试图在宗教少数派、移民和黑人群体中制造恐惧。
当时，商业电台尚属新兴传媒，其运作不过六年。1926年，库格林在某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始制作电台节目：最初是一个儿童节目，但很快转向了政治和经济议题，其评论不乏民粹主义情绪。正如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美国历史概述中所形容的，库格林是——
一个出色的广播演说家，他的爱尔兰式幽默吸引人们关注其理论；作为一个不必花钱也不在乎钱的人，他所呼吁的是民粹主义的传统信条：金钱是万恶之源，而纽约银行家则是魔鬼。
（Morison 1965：972）
库格林成为了公众人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把他的声音传遍全国。
几份彼此存在很大差异的估算数据表明，库格林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在很短时间内吸引了1000万—4500万听众（Brinkley 1983：304）。库格林的小花广播社团（Radio League of the Little Flower）不仅很快有能力资助他所任职的小花教堂，而且还资助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以推动他所倡导的社会公正。库格林的攻击矛头最初指向苏联，他将苏联视为反宗教的堡垒和对既有家庭价值观的威胁。随后他开始攻击政府政策和诸如亨利·福特等声名显赫的资本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取消了他的节目（1931年），而库格林也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网。1932年，库格林强烈反对胡佛总统竞选连任，同时含蓄地对罗斯福竞选总统表示支持。（作为天主教牧师，库格林当时还不敢明确和公开地支持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但在其牧师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克服了这个顾虑。）罗斯福赢得选举后，库格林的组织不断发起运动要求创建中央银行，要求建立联合工会以便与被他视为遭受共产主义玷污的工会相抗衡，同时还与休伊·朗[10]结盟支持旨在保障一战老兵的《退伍金法案》（Bonus Bill），他们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运动动员活动。
罗斯福很快就让库格林失望了。1934年，库格林成立了社会公正全国联合会（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旗帜鲜明地反对罗斯福新政。1935年，他几乎单枪匹马地阻止参议院批准罗斯福有关加入“国联世界法院”（League of Nations'World Court）的提议（Brinkley 1983：135—136）。他的组织甚至以联合党（Union Party）的名义推出自己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并作为两党以外的第三党参加了1936年的总统选举。罗斯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联合党彻底失败。随后，库格林将社会公正全国联合会改组为持孤立主义和反共立场的基督教阵线（Christian Front）——在命名上就与欧洲的左翼“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s）势不两立。他所创办的杂志《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拥有百万美国读者，所传播的甚至包括伪造的反犹文件《犹太人贤士议定书》[11]。
从这时起，库格林每周一次的广播日益激烈地将矛头指向罗斯福的“共产主义阴谋”，并更加公开地进行反犹宣传。1940年，库格林以政府向英国输送军事装备，以及继续支持苏联滥用国家权力为由，呼吁弹劾罗斯福总统。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随即基于《间谍法》（Espionage Act）起诉库格林，并取消了他的二类邮资优惠权——此项特权对于他募集基金极有帮助。底特律主教因此有了一个令他望眼欲穿的大好时机，他将这个日益放纵的讨厌鬼限制在小花教堂的教区工作中——库格林在那里一直干到1966年。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沉默，而是继续撰写反共宣传小册子，直到1979年去世。
库格林牧师开创性地运用广播作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工具。当然，广播不会随着他的辞世而从社会运动的舞台上消失，相反，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广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不过，广播新闻在将社会运动——诸如酝酿中的游行等——信息传播到四面八方的同时，却越来越少地传播与社会运动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相关的信息。
时至今日，持保守立场的广播谈话节目在美国仍然具有影响力，保守派组织为格林·贝克（Glenn Beck）、马克·莱文（Mark Levin）、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等节目提供资金支持，数以千计的新听众加入这些节目的收听者行列（Vogel and McCalmont 2011）。持自由和进步立场的广播公司“空中美国”（Air America）试图反制这股保守势力，却在2010年宣告公司破产（Stelter 2010）。但无论如何，自20世纪60年代起，电视这一传媒形式在美国社会运动中的影响力已更加突出。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曾在1963年和1964年担任学生民主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主席，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运动组织。吉特林参与该组织的活动直至1966年；随后他退出学生民主协会，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时已“日益疏离于这个全国性组织的活动方向”（Gitlin 1980：294；相关历史背景参见Fendrich 2003）。他总结退出的原因，认为其中之一在于该协会与新闻媒体频繁互动，从而驱使协会摆出毫无效果的激进姿态，招来的只是压制而非趋于进步的改变。
吉特林没有简单地跺脚怒骂，而是对学生民主协会这个新左派组织与媒体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细致研究。他将研究范围集中于1965—1970年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采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引入社会学的“框架”（frames）理论，对新闻叙述中的“框架”如何影响对于事件的叙述以及如何影响受众的反应进行了检视。吉特林的结论是，媒体的报道鼓励了行动者以对其所推动的事业无甚必要的创新维持报道的新闻价值，鼓励了行动者只是接受媒体眼中的运动而疏于亲眼观察运动的成效，鼓励了行动者过多地关注引人注目的象征物、标语、服装和表演，并在能够确切证实行动成败之前让行动者摇摆于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之间。（想想同一时期丹尼尔·科恩-班迪特对让-保罗·萨特说的，只要工人组织与自己通力合作，他的这场运动就能让法国政府垮台）。
吉特林的论述或许略显悲观，却证实了我们的两点分析：（1）运用传媒本身并不足以改变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2）运动的组织者在将传媒整合到社会运动的行动计划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媒体的介入常常产生意想不到或不愉快的后果，这自然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有关媒体与运动互动关系的分析均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参见Gerbaudo 2012；Granjon 2002；Hocke 2002；Oliver &Maney 2000；Tufekci 2017）。即使是我们这样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传媒本身也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
安纳莉丝·赖利斯（Annelise Riles）将其有关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1985年[12]）参与组织的调查与会后斐济妇女运动的民族志研究相结合，从中揭示了行动者对于传媒的使用状况。她发现所有相关组织都在积极使用互联网、传真、电话、卫星通信和即时通信；确有一部分行动者热衷于借助传媒扩大其信息传播、联系和影响（Riles 2000：54—55），但绝大多数行动者在工作中并不关注传媒本身，或只是将其作为维持既有人际关系的手段。
正如智能手机的巨大扩张似乎只是在已经建立紧密联系的人群之间推动交往，斐济运动中的女性更加倾向于使用那些意味着巩固彼此已有联系的沟通方式。“苏瓦[13]官僚机构中的那些人拥有众多任其支配的信息分享方式”，赖利斯写道：
他们或许会走出办公室，过个马路到另一间办公室见个面，也必定会在午饭时间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午餐场所碰面。他们可以寄信、发送传真或便笺，让司机代送口信，也可以召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不过，最常用的日常沟通方式是电话。电话之所以如此有用，显然是因为它被认为很个人（不同于机构间的交往）、很私密（不同于集中办公区的面对面会谈），而且非正式。根据网络工作人员的介绍以及我自己的观察和亲身经历，人们之间有着冗长的电话通话——一两个小时的通话并不少见。
（Riles 2000：67）
我们或许以为在这样一个科层化的环境中，行动者已经放弃筹划运动、部署社会运动的表演，以及放弃开创WUNC展示。如果这样认为，那就错了。实际上，行动者在这样一个反应相对迟缓的环境中仍然持续关注妇女问题；他们所采取的不过是20世纪后期非政府组织的行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