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诉求
这场社会运动始于5月15日，而5月22日是西班牙的全国大选日，二者间隔一个星期，这并非巧合。置身于经济危机，人们却无法在左翼或右翼政党所提出的经济方案中看到任何有可行性的选择。西班牙的大多数主要政党——包括当时执政的工人社会党——都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所能提出的只是让紧缩政策更加紧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联盟、欧洲中央银行、跨国投资者以及跨国公司不断向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结构调整和削减预算。实施这些措施旨在使公司和其他大型商业实体持续获得外资，而遭受这些措施不利影响的却是西班牙人民。
2011年，西班牙的总体失业率为21%，24岁以下公民的失业率为43.6%（INE 2011）。受过大学教育的西班牙人因此动员起来，为反对一个不能为他们提供工作的不平等制度而斗争（Castañeda 2012：309—310）。这场运动中最为活跃的多为年轻人，他们拒绝参与这一年的投票选举，因为他们认为选举无法解决失业和不充分就业、贫困和无家可归，以及移民劳工所面临的剥削等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如我在2011年6月所观察到的，示威者们在巴塞罗那市中心加泰罗尼亚广场上所搭建的营地里提出并讨论这些问题。运动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辩论提出诉求和改革方案，他们成立了一个全体大会，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参与投票从而决定哪些诉求已成为共识，哪些事项需要进一步辩论以达成折衷方案。参与者就此实行了直接民主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国家层面的间接民主和代议制的不满所致。此外，参与者也对被其视为将企业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政策提出了批评（Castañeda 2012：312）。
2011年5月20日至22日，马德里的“愤怒者”运动全体大会通过并提出了一系列诉求（cahier dedoléances），其中包括：
·修改选举法，对比例代表制予以规范；
·明确西班牙人应当享有诸如住房、医疗、普通公共教育等宪法权利；
·废除旨在实现欧盟高等教育标准化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
·对国际流动资本征税；
·打击“避税天堂”；
·降低低收入者纳税比率；
·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提供廉价和高效的公共交通；
·提供普遍的社会服务；
·维持科学研究的公共资金支持；
·更好地监管银行；
·不对网络通信进行监视或审查；
·保障信息自由和新闻自由；
·所有对公民（无论当地居民、国家公民还是欧洲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其是否执行均需经过全民投票；
·减少军费开支。
（Cabal 2011：10—16）
各地的全体大会和委员会随后制定了更加详细的政策建议。就此而言，所谓“愤怒者”运动没有明确诉求的说法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