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的右翼形态

随着20世纪的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按照政府的要求运作，并将新传媒整合运用到社会运动的斗争剧目中，社会运动不断扩展——以至于林林总总的右翼诉求也被囊括其中。尽管美国的本土主义以及支持奴隶制的运动已令我们注意到19世纪的社会运动并不都是进步的；但到了20世纪，右翼势力对社会运动的侵蚀却更加扩大。当改革和激进主义的运动开始威胁到保守主义利益时，右翼势力往往进行反动员予以抵制。威权主义时期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罗马尼亚等国的反劳工、反左派、反犹的动员活动便是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证（Birnbaum 1993；Brustein 1998；Paxton 1995）。

这里以德国的马尔堡（Marburg）为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动员的例证。鲁迪·科沙（Rudy Koshar）有关1880—1935年间马尔堡大学城组织生活的出色研究，揭示了纳粹是如何进入这个各类组织枝繁叶茂的地带，并使这些组织为其所用的。1913年，马尔堡志愿协会的数量占其人口总数的10‰，到1930年稳步增长到15.9‰——即每63人中就有1个组织（Koshar 1986：136）。当时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大多失势，而退伍老兵、家庭主妇、有产者的协会发展迅猛，其中也包括学生自己的组织。自1923年起，纳粹便在马尔堡扎下了根，其首要步骤便是从既有的右翼组织、民族主义组织和反犹组织中招募党徒。不过，纳粹分子游行、焚烧红旗以及反左翼的叫嚣几乎未对当地政治产生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9年。（有关1929年慕尼黑纳粹组织活动风潮的类似评述，参见Anheier，Neidhardt & Vortkamp 1998；纳粹成员的全国分布状况，参见Anheier & Ohlemacher 1996。）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纳粹开始扩大宣传范围，不仅在农村地区大肆宣传以招募党徒，而且积极投身竞选活动。他们还极力对大学和社区中已有的组织进行渗透。其反犹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纳粹在马尔堡已取得的政治地位。与战前的柏林正好相反，马尔堡的警察大多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与容忍甚至放纵纳粹组织的保守的市政府官员同床异梦。科沙总结道：

不断加深的社会基础使国家社会主义党（NSDAP，即纳粹）得以确立其在一个逐渐形成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völkisch［racistnationalist］）政治体中的中心地位。1932年4月，希特勒对马尔堡的成功访问——吸引了城乡2万人前来观看——仅有部分是源于元首（Führer）的克理斯玛型魅力；更直接的根源还在于纳粹的立场是将党作为大众参与地方政治的工具。希特勒的吸引力源于党的吸引力，而党的吸引力又部分来源于它在集市、店铺、大学课堂、兄弟会、会议厅、足球场和家庭等各种场合的交谈中所树立的正面形象。倘若没有深入日常社会生活的有计划宣传，希特勒看似神秘的对于群众的吸引力就不会如此广泛。

（Koshar 1986：204）

纳粹党——至少在1933年夺取政权以前——没有简单地将党的意志强加给马尔堡民众，而是在适应当地组织环境的前提下，将先前已存在的非纳粹组织的成员整合到纳粹主导的类似组织中。在1932年的选举中，纳粹在马尔堡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它让这个城市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形见绌——他们有时与纳粹小分队展开街头巷战。在通往权力的路上，纳粹将其对于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