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解读未来？
上述问题有一个大体不会出错的回答方式：这取决于……，是的，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是哪些国家、哪些议题、哪些诉求者，以及哪些诉求对象。例如，当前的社会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前景黯淡，而在加拿大和西班牙却充满活力；或者，抗议气候变迁的社会运动毫无进展，而抗议美国警察暴行的社会运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热切支持。总之，我们必须一方面辨别社会运动未来可能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辨别社会运动不同的发展层面。图7.1勾勒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图7.1包含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表示由盛及衰，另一个维度表示由地方而至全球。图中“全球”代表了超国界行动主义的鼓吹者所认为的一种可能性，即未来的社会运动不仅常态性地包含国际角色和国际目标，而且还将常态性地组织和协调全球范围的社会运动。“全球”维度也延续了第五章的观点，即尽管21世纪初的社会运动出现了国际化的迹象，但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仍在继续。
图7.1 不同层面社会运动的未来可能性
我们目睹了往昔岁月中社会运动的运动、斗争剧目和WUNC展示的种种变化，图7.1的两个维度概括了这些变化在未来可能呈现的面貌。毫无疑问，21世纪会将新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引入社会运动；这些斗争议题目前尚不为人接受，例如，动物权利保护者发起为类人猿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新的社会运动斗争形式必将被发明出来，而社会运动的斗争剧目也必将随之改观。我们不妨考虑这种可能性：太空舱内的行动者通过空中电波向全世界伸张诉求。同样，WUNC展示也将与时俱进：未来或许有某种即时大范围传播消息的技术可让成千上万的人表达对于某种社会运动诉求的支持或反对，从而为WUNC中的规模增添新的内涵。如果社会运动在21世纪不至于消亡，运动、斗争剧目和WUNC展示均将发生重大转型。
尽管图7.1刻意回避了社会运动可能呈现的具体变化，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假设：例如，未来可能发生这样的连锁变化，即地方层面的社会运动不再存在，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实现了制度化，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急剧扩展和转型。对于这种可能性，热切鼓吹电子联系在社会运动中重要作用的分析家们期盼已久。或许，未来民族国家权力的大幅度衰退也可能同时激活地区和国际层面的社会运动，从而形成既从国家手中夺取权力又从国际组织获取支持和保障，以争取本土自决权或区域自治权的斗争模式。
图7.1中向右的箭头表示广泛的国际化，即地方、区域甚至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让位于国际和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向左的箭头表示超大范围的社会运动日薄西山，而新的地方主义可能兴起；目前看来，这一可能性不大。图中向上箭头的顶端表示社会运动的普遍扩张和转型；箭头中间以上部分表示广泛的制度化，即社会运动在全世界的各个层面上展开，而主导社会运动的是非政府组织、专业的社会运动企业家以及与政治当局关系甚密的各种行为体；箭头中间向下的部分表示社会运动的衰落或消亡，同样涵盖了各个层面的社会运动。当然，更为细致的预测是勾画社会运动在各自层面的发展轨迹，例如，社会运动在国际层面的扩展与转型，以及与之伴生的在地方层面的萎缩与制度化。
当然，有关社会运动未来的任何预测都必须建立在社会运动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所积淀的知识基础之上。为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回顾本书的基本观点。
自18世纪起源伊始，社会运动就一直以交响乐而非独奏曲的方式向前演进。论述至此，这一观点已不证自明。这一观点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提醒我们在对社会运动的未来进行预测时，需要对诉求者、诉求对象、旁观者以及权威当局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予以考察，而不只是简单评判社会运动最显著的外在特征。我们不妨就此对1989年与苏联解体相伴随的急剧变动的世界中运动、反运动、政府当局、社会大众以及外部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行一番思考。
社会运动结合了三类诉求：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纲领诉求旨在对诉求对象的实际行为或拟议中的行为表示支持或反对。身份诉求旨在强调“我们”——“诉求者”——是一股必须认真对待的统一力量，诉求者常常借助WUN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彰显身份诉求。立场诉求旨在强调与其他政治行动者的关联或相似性，例如，是遭到排斥的少数派、合法组成的公民组织，还是政权的忠实捍卫者？有时，立场诉求会涉及“其他”政治行动者的立场，例如，排斥外来移民或剥夺外来移民的公民权的立场诉求便是如此。19世纪的美国在什么人种、什么种族、什么性别有权享有公民权的问题上提出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也往往令人沉郁压抑）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显然，这三类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独立发展，例如，立场诉求敏感地取决于行动者已经获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地位将如何被政治过程所改变。就此而言，立场诉求与民主制度的兴衰息息相关。
在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诉求者中，以及在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各自凸显的程度会发生显著变化。如果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只是有利于专业人士提倡或反对纲领诉求，与此同时却遮蔽了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那么这种遮蔽将构成21世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变化。当然，社会运动组织和社会运动企业家的专业化也可能促使形成新的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近来世界范围内争取原住民权利的运动便表明了这种可能性。不过，尽管如此，社会运动的专业化将导致一个整体趋势，即社会运动的重心逐渐从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滑向了纲领诉求。
民主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这个命题看似一目了然，实际上隐藏着令人惊异的复杂性——本书第六章对此已有充分揭示。为了探明民主化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我们需要将这种影响与民主化和社会运动的一般成因，以及民主化和社会运动的相互影响区分开。由此我们发现，任何有关21世纪社会运动的预测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于未来民主化或去民主化的预期基础上：例如，我们在观察埃及等地的社会运动时需要作出判断，究竟是旨在推动民主的运动还是来自政权的镇压将主导未来。
社会运动强调的是人民主权。鉴于两个世纪的历史考察，这个命题已无须赘述。以法国为例，社会运动的兴与衰精巧地勾勒了人民主权相关诉求的进与退；社会运动与人民主权联系紧密，以至于法国的独裁政权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压制社会运动的运动、斗争剧目和WUNC展示。这个普遍的原则不适用于以下两种可能的状况：第一，专业化的社会运动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会装扮成“为民请命”的模样，但实际上并不具有民众基础，或是缺乏为民请命的相应手段；第二，在社会运动中植入威权领袖、克理斯玛崇拜或大规模排斥，从而使其所主张的纲领——如果一旦实现——将事实上削弱人民主权。总之，任何有关社会运动未来及其结果的预测都必须考虑到存在反动的、排斥性的、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以及去民主化的可能性。
与以地方为根基的大众政治形式相比，社会运动的范围、强度和效果严重依赖于运动中的政治企业家。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中，我们都能找到政治企业家的身影。从19世纪30年代英国议会的改革运动到当今占领华尔街等社会动员活动，政治企业家和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中凸显了其作用。当前社会运动的整体趋势是政治企业家——其中既包括投机分子也包括以社会运动为职业的行动者——的作用日益凸显（Díaz Cepeda and Castañeda 2019），社会运动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趋势能否持续，取决于何种类型的政治企业家活跃其中。
一种政治环境中所形成的社会运动，能够通过示范、沟通和合作进而为其他政治环境所采用。随着本书的分析不断深入，这个结论获得了新的内涵。为了在现有环境与潜在新环境之间建立联系，社会运动往往需要在所有原则上可建立联系的新环境中作出选择。这种选择性突出地反映在由新的通信传媒技术所推动的联系：有能力使用新技术的人得以降低联系成本，而没有能力使用的人则被排斥在外。这种选择性也反映在人际网络：社会运动借助既有的人际网络扩展其行动，而将不属于该网络的人排斥出去。尽管存在着所谓“脸书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s）的迷人想象，但并不足以阻隔这种容纳一部分人和排斥一部分人的把戏在21世纪延续。就此而言，我们所做的相关预测建立在谁将与谁联合，而谁将遭到排斥的基础上。
社会运动的形式、人事结构和诉求是随着历史而变化和发展的。威尔克斯和亚当斯在亚利桑那州的奇幻之旅表明，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运动的形式经历了持续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仍在继续。我们发现有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因素促使社会运动发生变化：一是政治的整体环境；二是运动、斗争剧目和WUNC展示的不断变化；三是社会运动的行动模式在不同环境中的传播扩散。若要预测社会运动的未来，就需要辨明这三个因素各自有何变化以及将如何相互影响。为了辨明变化的脉络，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诸如99%运动（占领运动，参见第十章）等新的社会运动环境，并探寻谁为了何种诉求做了什么。
作为人类创造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化成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我们无法保证社会运动能够像盛行于前两个世纪那样生生不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即作为公共诉求伸张手段的社会运动，其赖以生存的条件被不断消解或被新的诉求伸张形式取代，并由此导致社会运动在21世纪被摧毁。当前一个有关数字民主的设想正在进行，即提出以电子选举投票这一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方式取代结社、集会、游行、请愿、演讲等社会运动的斗争形式；这番前景令热爱社会运动——一种为人熟知的历史形式——的人心生恐惧，匿名者运动（参见第十五章）为此提供了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