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形势
在英国和美洲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社会运动应运而生。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实质性变化可以归结为四点：战争、议会化、资本化和无产阶级化。前文有关七年战争后果的论述，即表明战争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对国民实施动员，而且还意味着国家机构的扩张、政府开支的膨胀、从国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资源和产生新的债务，以及至少临时性地强化国家的镇压职能。这些因素既影响了国家的形成方式，也影响了大众斗争形式的产生。
七年战争给北美留下了沉重负担：英国在和平时期维持一万人的军队常驻北美，牢牢控制着海关，并强征诸如1765年印花税等一系列税赋。然而，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年贯穿于13个反叛殖民地的斗争）在私人服务、财富和债务方面给美国人民造成的负担，远远高于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强加给北美的负担。独立战争造就了美国薄弱的民族国家结构——随后数十年都是如此。在欧洲陷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先是规避、后是解除了其对于法国的条约义务，而后者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美国提供了至关紧要的帮助。
随着杰斐逊政府以8000万法郎的价格从拿破仑法国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1803年）——这让美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美国第二次卷入了欧洲战事。1812年以前，除了偶然的几次例外，美国一直与欧洲战事保持距离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同西部和南部边疆的印第安人作战。1812年，美国结束了五年的艰难谈判，转而对英国宣战，随后入侵加拿大，与据称同英国结盟的印第安人作战，并在五大湖、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发动了一系列海战。他们也遭受了英军焚烧其首都和占领缅因州[13]等失利，直至1814年战争基本结束。
与战争相比，议会化的过程更为微妙，而其对大众政治的影响却丝毫不弱。议会化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成分：一是议会权力的普遍扩张；二是国家的政治斗争从国王及其附庸转到了议会（Tilly 1997，Tilly &Wood 2003）。战争驱动税务和债务大幅攀升，议会的权力也相应扩张；政府每需要一笔新的资金都会引发新的斗争，而议会则在新的斗争中逼迫政府作出新的让步，从遥远的殖民地榨取财富因此日益吸引着英国政府。随着议会权力不断扩张，议会越来越广泛地干预公共事务，其活动对于选民（无论是否享有选举权）的重要性急剧增加。是否获得国民同意日趋重要——至少在管辖疆域之内如此。
随着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规模扩大，大西洋的两岸都出现了资本化过程。英国的农业生产急剧增长到了新的规模，而它也同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贸易中心。这些财富大多来自对奴隶和殖民地人民的剥削，来自对劳动和土地尽其可能的榨取。同样，一度作为不可或缺的附庸服务于英国经济的美洲殖民地及其继任者——美国——在1750年后也出现了农业、商业和工业的重大发展：同样也来自对奴隶的榨取。地主经营如故、厂商正在创立品牌，而商业资本家在两国的经济中尤显举足轻重（Drescher 2009）。
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即无产阶级化不仅是指常规化的工厂劳动力增长（尽管此时已增长到史无前例的规模），而且——更通常地——是指依靠劳动报酬为生的人口比例的增长（Marx 1847；Tilly 1984）。就英国而言，其农业的土地占有和土地租赁高度集中，由此导致耕作者中雇佣劳动力（wage-laborers）的比例急剧增加；制造业中的无产阶级化尤为迅猛——自我雇佣的（self-employed）工匠转而成为商店、工厂和家庭经济中的雇佣工人。与英国相比，北美的无产阶级化所呈现的图景颇为多样：奴隶在南方农业劳动力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比例；在商业和制造业集中的沿海地带，无产阶级化的发生与英国相似；在不断拓展的北美边陲地区，小农和小商人获得了充分的机会。当然，上述过程并不单纯，而是与性别、宗教、种族相交织的复杂过程（Castañeda 2018）。
是什么将战争、议会化、资本化、无产阶级化等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与社会运动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呢？此处试将其复杂的关系概括如下：
·政府行为因战争动员与战争支出而对普通民众福祉的影响大为加深，政府机构也因此需要对公共事务进行协商，而地主、商人、工人、士兵、水手以及其他民众则在此协商过程中促成了集体行动。
·尽管公民权尚未普及，但权力不断向议会转移。议会化意味着立法行为对个人福祉的影响急剧增加；同时，议会议员的地域代表性也促使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的公民与其所选举产生的男性立法者——此人可做出有效力的政治行为——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
·尽管大地主继续支配全国政治，但伦敦和其他地区的资本化发展扩大了商人和金融家可独立施展的影响力——这些人愈来愈成为政府的债权人和资本管理者。
·商人和金融家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权力部分构筑在对——远在国内政治角斗场之外的——殖民地土地和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基础之上。
·正如一些社会评论家所担心的，随着无产阶级化的形成，工人（特别是英国持新教立场的男性工人）越来越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地主、雇主或其他庇护人（patrons），从而可以自由投身于自身的政治生活之中。
·上述变化相互结合，推动了持不同政见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他们缺乏足够的人数独立开展反抗统治阶级的行动）与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缺乏庇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和社会保障）建立有条件的联合。
·这种联合反过来推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行动者适时运用和扩展专项协会、公共集会、请愿活动、有秩序的游行等诉求伸张形式，而随着普通民众愈来愈多地投身于诉求伸张运动，统治当局试图维持相关法律禁令已愈加困难。
·这种联合使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行动者所开展的诉求伸张活动摆脱了以往直接诉诸武力进行破坏的行动方式。
·持不同政见的贵族、激进的资产阶级、愤怒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即便时过境迁，也还是为开展社会运动的行动创造了先例和法律空间。
当然，上述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从1768年伦敦的一系列骚乱事件到社会运动的斗争政治为大西洋两岸的广大行动者所明确掌握，其间还须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和演化历程。
就英国而言，伦敦为社会运动的创建提供了最初的舞台。在1750—1800年间，伦敦居民从675000人增长到了865000人，堪与伊斯坦布尔争夺欧洲最大城市和（仅次于北京的）世界第二大都市称号。此时，伦敦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港口、最具影响力的贸易中心、世界银行业的中心，并孕育了卓尔不凡的英格兰银行。1776年，亚当·斯密曾作如下描绘：
英格兰银行稳定等同于英国政府稳定。债权人不遭受损失，公共财富才不遭受损失。英国唯有英格兰银行是由国会议决设立，也唯有它拥有六名以上理事。所以，英格兰银行已非普通银行可比，它是这个国家的引擎。每年公债利息的大部分由它收付，财政部证券由它流通。土地税、麦芽税在征收前由它垫付，因为这些税款往往逾期好几年才能缴纳到国库。（Smith 1910：Ⅰ，284—285）
伦敦金融家手握着整个大英帝国的动脉（或者说是掐着帝国的咽喉）。
在伦敦，金融家们不会成为激进分子。在支持威尔克斯及其激进接班人的资产阶级中，有极高比例的一部分人是中产的零售商人（Rudé 1971：172—177）。他们自行联合、反对朝廷和大资本家——后两者被其描绘为侵害公共利益的共谋。威尔克斯等人在民众中的支持者主要是组织良好的行业工人：除了前文所述的水手、运煤工、丝织工人之外，还有一大批工匠和店员也参与运动之中。
并非所有的伦敦工人都支持激进运动。例如，乔治·戈登爵士[14]反天主教性质的新教徒联合会（Protestant Association）在1780年动员了数千人，这些人主要是伦敦的工人阶级。他们先是与戈登爵士一同游行至议会、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废除1778年的一项向天主教权利作出微不足道让步的法案；（议会拒绝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与之谈判）然后分成若干部分，其中一些人劫掠了天主教会礼拜堂、知名天主教徒的屋舍以及有为天主教徒提供保护之嫌的官员房舍。在随后被逮捕和起诉的参与破坏天主教会财物的人中，“每三个就有两个是靠工资吃饭的，是熟练工人、学徒工、服务生、家庭保姆和苦力，还有一小部分是低级雇员、手艺人和零售商人”（Rudé 1971：226）。不过，总体说来，18世纪后期伦敦的动员活动主要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同金融资本家与王室的联盟之间的斗争；而伴随其间的，则是议会中持不同政见者结成联盟，对统治当局进行抵制。
新教徒联合会的斗争表演昙花一现，却表明在英国的大众动员活动中大众社团或协会已日益居于中心地位。18世纪最波澜壮阔的大众社团活动就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几年：精英们要求推进已谈论了二十年的议会改革，而民众则要求推行法国式的民主，双方都以俱乐部、社团、民间协会和宗教会众为基础开展活动。相应的革命社团、立宪社团以及其他社团把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视为其参照点；而教会的维护者和国王的捍卫者也采用社团形式开展反对世俗民主的动员活动。从1794年直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夕，政府的镇压狂潮一度令社团活动——尤其是工人的社团活动——销声匿迹；但是，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各种协会又再度迸发出了生机，而到了这个时候，除了一个典型的例外——工人“联盟”依旧非法之外，协会和公共集会已成为大众表达的标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