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危机与转折

1989年的危机与转折

表4.2选取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9年的若干新闻标题，这些新闻必定让1962年的苏维埃年表编撰者深感意外。借助表中简短的摘要，我们将目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蓬勃发展，竞争性选举在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得以建立，民主化的口头承诺出现在诸如阿尔巴尼亚式国家社会主义的保守威权政体，导致柏林墙倒塌的社会动员，布达佩斯、柏林和布拉格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罗马尼亚的社会运动与内战相结合，以及——或许最令人震惊的——学生、工人和城市居民控制了一座城市的主要区域长达一个月；至于南斯拉夫，则在其各个加盟共和国要求自治和政治独特性的呼声中“瑟瑟发抖”。

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长期遭到禁绝的社会运动，如今似乎要将旧的社会主义体系炸毁。在几个主要的社会主义政权中，唯有阿尔巴尼亚和古巴维持住封闭的统治。不过，即便是古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那次国事访问（4月2—5日）也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难堪不已：戈尔巴乔夫不失时机地发表演讲，对输出革命的政策断然予以否定。这一事件表明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及其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

东欧的社会运动动员取得了更加持久的胜利。《年鉴》在评论东欧暴风骤雨般的1989年时，开篇就将它与两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

回顾1989年，仿佛（17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庆典是东欧这幕真实舞台剧的历史前奏：10月份以来，东欧事件的范围和速度已使它博得革命之名。在巴士底狱的风暴和柏林墙的海啸之间有着祖传的姻亲关系——它们同为欧洲大规模变迁来临的标志性事件。作为法国大革命意识形态宣言的人权宣言，是当下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诉求的先祖，这一诉求猝然摧毁了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威权统治堡垒，在波兰和匈牙利推动渐进而不失激进的改革，在保加利亚促成了令政府勉为其难的变革，在罗马尼亚引发了最终大获全胜的起义。

（Annual Register 1989：1）

尽管《年鉴》频繁使用“运动”一词描绘特定国家的政治，但这篇社论的作者并未将1989年事件视为一场或一系列社会运动。实际上，这位不具名的作者还借用《年鉴》创刊人埃德蒙·柏克的名义警告道：“埃德蒙·柏克正确地预见了以个体诉求作为出发点，纵然与其所隶属的社会截然两立，最终仍将面临一个幻化为人民主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Annual Register 1989：3）这句话再明显不过地揭示了在社会运动伸张诉求的活动与要求实现人民主权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关联。东欧的行动者正是在伸张这样的诉求。与数十年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德国、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普通民众的公共政治参与不同，1989年突出表明社会运动的运动、WUNC展示和表演已经高度融合。

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其压制性政权在1989年以前一直维持得相当稳固。1989年8月21日，也就是纪念1968年华约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周年纪念日，当局以武力蛮横驱散了布拉格人举行的纪念集会。11月17日，学生举行活动，纪念1939年遭到纳粹杀害的一名学生，在遭受警察和自卫队冲击后，学生和戏剧团体利用其全国网络号召大罢工。一个名为公民论坛（Civic Forum）的新团体推出了剧作家瓦茨拉夫·哈韦尔（Václav Havel）起草的宣言，号召对11月17日示威活动的镇压者实施清算，并呼吁实现公民自由。11月27日，大约四分之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参与了一场持续两小时的罢工。随之而来的是：

1989年12月3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阿达梅茨（Adamec）提议对政府进行重组，共产党在重组后的政府中仍占多数。公民论坛对此表示反对，并威胁将再次举行罢工。12月7日，政府作出让步，阿达梅茨辞职。公民论坛与列宁主义政权的代表们进行了两天仓促的谈判，随后，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ák）总统宣布一个建立在全民谅解基础上的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derstanding）成立，新政府中公民论坛的成员占多数。接着，胡萨克本人辞职。1989年12月30日，公民论坛的代言人瓦茨拉夫·哈韦尔被任命为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随之消亡。

（Glenn 2001：8）

与社会运动策略的惊人传播相伴随并得到极大推动的，是原先抵制它的社会主义政权迅速瓦解。

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节奏在东欧各国上演。苏联及其继承国问题专家马克·拜辛格（Mark Beissinger）全面考察了1989年前后东欧社会运动的斗争剧目发展。他将各种相关事件分为两类：一类是100人以上的示威活动；一类是“群众暴力事件”——即至少有15人参与的袭击他人人身和财产的事件（Beissinger 2002：462—465）。拜辛格指出，上述两类事件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之前的苏联偶尔有所发生。例如，1965年4月，曾经有十万多人聚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Yerevan）纪念50年前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驱逐和屠杀的亚美尼亚人（Beissinger 2002：71）。不过，在压制性政权的高压下，100人以上的示威活动和15人以上的暴力事件——除官方组织的之外——都很少发生。

随着主张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核心（1985年），以社会运动的方式伸张诉求骤然兴起并获得扩展：其中既有群众示威，也有成立专项协会、罢工、新闻运动以及呼吁国际支持（这类呼吁通常同时标示本地语言和英语）。苏联的社会运动诉求最初集中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但民族主义很快占据主流。即便俄罗斯人也常常要求在苏联体系内获得对其民族特性的认可；叶利钦最初正是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面目登上权位的。不过，绝大多数的诉求和群众暴力事件还是集中在诸如爱沙尼亚、亚美尼亚和车臣这类带有种族从属印记的地区，他们要求获得承认、自治和独立。

暴力还是非暴力，民族主义还是非民族主义，它们以各自的节奏此消彼长。非民族主义诉求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在1989—1990年间达到了顶峰，人们提出各种诉求试图影响政府形式、利益分配、社会治安以及公民参与等相关事务。到了1989年，在诉求方面集中于种族和民族权利的非暴力示威活动显著上升，1991年时更为频繁，随后趋于萎缩。非民族主义诉求的暴力事件以往较少发生，但在1989年之后趋于频繁。民族主义诉求的暴力事件所呈现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1989年和1990年两度迸发，1992年达到极致，随后迅速消退（Beissinger 2002：105，284）。暴力与非暴力之所以此消彼长，拜辛格解释称，这体现了一种政治周期：一般说来，最初起来反抗的人或是得到好处，或是以和平的方式解除了动员；但是那些不顾失败而坚持斗争或者较晚以社会运动伸张诉求——特别是政治自治或独立诉求——的人则遭到日趋严厉的打压，而他们也越来越多地通过煽动暴力或诉诸暴力伸张诉求。在21世纪初发生于北非和中东的抗议浪潮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拜辛格所说政治周期颇为相似的情形发生。

格热戈热·伊科特（Grzegorz Ekiert）和简·库比克（Jan Kubik）做了一份与苏联类似的编目以概括1989—1993年间波兰的“抗议事件”。所谓“抗议事件”是指3人或3人以上的参与者——与个人自我牺牲或其他“极端”行为只涉及单个人不同——以常规方式以外的方式提出特定诉求所引发的事件。在波兰，群众示威所伴随的是1989年共产党政权的倒台，但到了1991年，新的示威浪潮猝然而至，范围广泛的各类诉求者纷纷宣扬他们的纲领、身份和政治立场诉求。在1993年：

1月，大约7000人举行示威以抗议总统，并在总统住宅前焚烧其画像。3月，1万余名公共部门雇员在华沙街头举行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和扩大政府的教育和医疗支出。5月，4000名农民在政府大楼前倾倒成堆干草以抗议政府的农业政策，并要求控制物价、实施保护性关税和信贷担保制度。6月，数千名示威者在华沙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最后以在政府大楼前焚烧一个红猪肖像收场。

（Ekiert & Kubik 1999：108）

这是伊科特和库比克所揭示的1993年波兰250个抗议事件中最起眼的几个。由于波兰放弃了社会主义，因而上述事件不乏嘲讽地显示了它与西方的亲缘关系：除以红猪肖像代表前共产党领导人物等特定符号之外，这些事件与民主和民主化国家的示威活动极其相似。